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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正义论》
但是你们会发现，中国这个问题，现在缺乏像美国的条件。我们中国当然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学招生的问题上，你们会发现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方高考名额也分配的越多，越是贫困的地方倒反而越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当然，富裕地区也有富裕的理由，因为过去科举按照分配名额，也不是完全平均的，也是富裕地区很多，为什么多呢？他说富裕地区纳税多啊，那当然你名额应该给我多了。民国时代有庚子赔款，送了一大批留学生出去，当时庚子赔款不是各省平摊的，越是富裕的省份摊的越多，所以返回的名额也越多，你也不能说不合理，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按照差异原则的话，那显然需要给那些贫困的地方一定的补偿，给贫困的学生一定的补偿，这才是合理的。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和纳税制度太不发达了，你无法分清究竟谁是最需要帮助和资助的人。不说高考，就以过去每年的研究生公费生和自费生确定来说，就很人头痛。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三年三万块钱。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那些是公费生那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都是贫困的，实际情况也未必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钱不少的，很复杂。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很难。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现在几所重点大学开始统统都是自费，通过奖学金返回，但谁有奖学金，谁没有奖学金？又很难决定。在国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那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现在中国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不清楚，富人的不清楚，当官的就更不清楚了。
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很难也不是说要可以无所作为，我个人认为要用多种方式进行试点，如果要按照完全的人才选择标准，我们可以说现在复旦和交大那种自主招生的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选择到大学所需要的思路开阔、领导能力强、以后有可能创新的人才。但是，这套模式如果全面推广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不公正。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的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你让他如何接受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有各种困难。从历史上看，考试科目越简单，越是对贫困生有利。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后来搞的新式教育，学的声光化电等，到了民国年间社会流动远远不及过去的科举，因为过去的科举考的太简单了，四书嘛，很简单几本书，贫家子弟买得起。但是民国搞新式教育，教科书太多了，还要到城市里读书，城市里的成本又高，几个贫家的子弟读得起？读不起。而且农村过去有家族，只要发现一个读书的种子，举全家族的力去支持，因为一旦他升官发财，那是整个家族得益。今天农村的家族已经崩溃了，一个一个小家庭，亲戚们也很势利，谁知道你今后能不能成才，成才以后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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