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整个这几块都断裂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假如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让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
中国古代的科举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国最早选拔人才、精英的制度，都不完全是平等的，它是从一个上层的眼光来考察社会精英，看你是什么出身。科举制度最厉害的是不问这些东西，只认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能力，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你哪怕是一个放牛娃，家庭穷的一塌糊涂，只要把四书读的滚瓜烂熟，把科举成功的案卷就象今天高考辅导资料一样背熟，就有可能某一天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
中国到了明清以后皇帝专制愈来愈厉害，社会也越来越腐败，但是整个社会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与底层的精英还有可能通过科举往上流动有关，你再有很多不满，但是个人只要有科举，还是有出头之日，如果失败了下次再来，他总是会看到一种希望以精英总是有某种出头之日，产生一种流动感。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你希望，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和香港的拿套招生制度，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敢信任。谁能够信任我们的大学老师？老师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敢信任。过去觉得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腐败认为文化精英还有希望，但是这几年媒体大量报道了大学老师的某些丑闻，大家觉得老师也不可信任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觉得陌生人是可信的，有社会信用，唯独就只有制度了，而且这种制度越是刚性越好，剔除了个人的因素，越是刚性的、越是客观化、量化的，大家觉得越可靠。
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考，一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但是它在承担非教育的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们的拥护。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一些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国科技大学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而是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的招生办法。，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但又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试行了几年，科大不敢试了，因为中学校长们普遍地缺乏信用。而在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上来的，让各个名校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一旦哈佛发现你学生连续几年平平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美国、香港那样的合理招生制度的，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面子社会里面，哪怕大学校长、大学老师个人再廉洁，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被各种各样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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