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黄河评论

杜拉斯:我是一位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自己的共产党员

时间:2017-01-01 14:23:16   作者: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我从没见过这个来自卡昂的学生,却叫他过来。我们很快便喝了起来,就是这样,我们两人间的疯狂由此展开。跟扬在一起,我再度发现:一个人一生中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无法去爱。我受不了他在我眼前出现。他朋友指责他跟一个比他大那么多的女人在一起,可是扬不予理会。

至今我依然还在思索这怎么可能。我和他之间的激情是悲剧性的,诚如所有激情。我们不合适,我们的欲望不切实际,激情却寄生其中。

同性恋者很孤单,不亚于被判了刑,被判无法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要不就是只能断断续续。生活在他身边的女性成为唯一会待在他左右的人。然而,正因看似不可能,正因本质上和生理上的不可能,爱才能存活。这就是发生在我和同性恋者身上的故事。

作为作家

为何写作?

▲(写作)是场疾风,无可救药,每个礼拜都或多或少会吹上这么一阵,尔后消失好几个月。仿佛是一道古老的强制命令,即便都还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就有这股端坐在这儿写的需要:写作本身就见证着这种无知,见证着这种对阴暗处的探索,整体经历全都堆积于此。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以为写作是一份工作。现在我确信写作是一种内心事件,是我们在净空自己的同时,把那些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筛选掉的同时,首先就会达成的一份“非工作”。我指的不是散文的简约、形式或构造,而是必须被言语辨认、分级、勾画的好几股阻力的等音关系,诚如乐谱。要是作家未将这点列入考虑,就会写出“自由”的书。可是写作跟这种自由毫不相干。

▲我写,是因为我要让自己变得庸俗,我要把我自己给杀死,其次就是为了夺走我的重要性,卸去我的重量:我要文本取代我的位置,如此一来,我才会比较不存在。唯有两种状况,我才能将我从我自己中解放出来:自杀一途和写作一途。

写作的开端

我十一岁时住在交趾支那,每天就算在树荫下也有三十度高温。我写了好几首诗——每个作家都是从写诗开始——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我根本就一无所知的人生。

《情人》电影剧照

 

关于《情人》

这本书,我认为,传递出了我每天因为写作十个钟头而享有的极大乐趣。通常法国文学都搞混了,误以为严肃认真的书就会很无聊。其实,读者之所以看不下去自己正在看的书,是因为这些书都自负得不得了,充斥着想反映出别样东西的愚蠢自负......

这是一本小说,就这样。谁想引导它,谁就哪儿都去不了。故事还没结束,仅仅是书停了下来而已。爱,快感,这些不是“故事”。至于另外一种阅读方式,较为深入的阅读,即使真的有,也不会出现。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怎么去领会它。

作为电影人

《广岛之恋》剧照

电影是什么

我认为电影的本质取决于复古的、贫乏的、基础的各种形式。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想把电影重新导向电影的零度表达,恢复几乎原始的状态。建议,但不定义。让电影吸收那些在卢米埃兄弟或马塞尔·莱比尔[2]默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艺术成果,却又不会让电影流于枯燥乏味。

电影发轫之初,黑白片就拥有一种强度,这是彩色胶片永远也不可能有的。

我想找回这些白,这些戏剧化的鲜明对比。至于颜色,我想利用它凸显某些现实面向的特征,而非企图美化现实以支配观众。

怎么拍

▲我一开始执导,立即就想要定义出杜拉斯电影的特征:一种语言,我的语言,无所畏惧;而且不能有我任何一位明师的影子。

▲如果我拍了“女性”电影,那么我就出卖了这两大诉求:女性和电影。女人除了对事物独具的嘲讽能力、独具慧眼,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弃她自己身上女性的部分。

我就是一个作者,就这样。超越女人这个角色的天赋异禀,长久以来女人这种天赋一直都强化着女人,但也出卖了女人。

▲拍片的“外在”本质——集体工作,跟其他人一起生活的方式——电影并不像写作一样会有紧迫性、会为之痴迷。我们可以说,电影拉远了作者与其作品的距离,然而以寂静、缺席为经纬的写作,则无可救药地将作者投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会像作家那么孤独的了。

我拍电影,经常都是为了逃避写作这种可怕的工作,永无休止,悲惨不幸。不过,我一直都会想写,比做任何事都还更想。

▲如果遭到误用,像宣传影片那样,政治电影就会变成危险的工具。透过电影来传递和散播讯息,比透过书籍更为便利:影像会简化被阅读变成敌人的东西。我的电影都带有政治色彩,但它们不谈政治,不靠议题来取得进展。想往政治方向前进,充其量也得靠其他途径才能抵达。不是靠修辞这条路,也不是把无产阶级神话化就到达得了。

主办单位: 甘肃工合质量信用评价中心 甘肃省工业合作协会 备案号:陇ICP备17004427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1905号

联系电话:0931-4128982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广场南路统办一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