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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的时候，会忘了所有意识形态、所有文化记忆。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面可能带有某些政治方面的意涵：母亲独白时提到悲惨穷困，还有针对殖民地做的叙述；不过这些都还攸关一个绝望女人的内心辩证。我相信作家不是为了发出讯息给读者才写：作家写的时候眼里只有自己，只会想到如何打破之前的风格，每次都是再创新。
作为女性情欲代言人
杜拉斯与丈夫丈夫罗伯特·安特姆
性与欲望
我感兴趣的不是性，我感兴趣的是处于情色源头的那样东西——欲望。这是一样我们不能或许也不该因为性就得到满足的东西。欲望是一种潜伏活动，就这点来说，欲望跟书写类似：我们写出我们所欲想的，总是如此。
混沌就在欲望里面。快感只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东西里头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我们欲想之物的绝大部分，都停滞在那里，永远的失落了。
在我还年幼的时候，从我第一次性冒险开始，同陌生人，在海滩的更衣室，在火车上，我就明白了欲望意味着什么。跟中国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体验到欲望的力量无处不在、无处不达，从那时起，我的性经验总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是粗暴的。
男性
男人喜欢对周遭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干预、高谈阔论、加以诠释，得非常爱他们，才受得了他们这种需求。
男性的性欲围绕着相当确切的行为模式打转：兴奋、性高潮。随后又再度开始。没有任何东西是悬而未决、欲言又止的。当然，由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守贞规矩，所有女性都很克制，没办法完全依照自己的欲望过活而不会有罪恶感。
男人只预备去了解一些像他们的东西。男人一生真正的伴侣——真正的知己——只可能是另一个男人。在雄性世界里，女人在他方，在男人偶尔会选择去跟她会合的世界里。
男人活在不透明的生命里，乃至于察觉不到周遭的大部分事物。他们只注意自己，只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于有时候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女人的脑子里，无声无息地产生了什么念头。我认为，自以为了不起的阳具崇拜依然存在……
男人由于脆弱，使得自己面对痛苦时如此措手不及，他们逃避受苦这件事本身。男人将它神话化，带着愤怒、带着肢体暴力来表现受苦这件事。
旅行的时候，我老是跟着他们，走到哪跟到哪。分享幸福，对他们强加于我、我却很受不了的消遣做出让步。否则他们就会气死。跟我在一起过的男人都很难忍受我老评论个不休，很难忍受我遭他人抨击时所发的牢骚。他们希望我打理好家务、管好厨房，还有，要是我真的非写不可，那么就玩票式地写写，仿佛我在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搞到最后，我一直都待在别的地方：作家永远都不会在别人希望他待的地方。我交往过所有类型的男人。每一个都理所当然地要我写出一本大卖的畅销书。不过，不到二○○○年就甭想。
女性
我写作的时候，不会问自己拥有女性灵敏度会怎么样的这种问题。
女性不会去排除寂静或畏惧寂静的暧昧性，而是表达出来，将寂静纳入她的话语中，成为一个整体。男性则感受到非说不可的需要，仿佛他无法承受寂静的力量。
伟大的灵魂是雌雄同体。女性把重点放在艺术的某些女权化上，就是一大错误。女性创造这种特质，就限制了她们自己诉求的范围。
她们是被激情所渗透的受害者——就跟我……事实上，我刚认识中国情人的时候，就开始对我母亲撒谎——她们被自己不由自主展现出来的双重人格所撕裂。
男人永远都不知道另一个身体在自己身体里面，乃至于耗尽精力是什么意思。女人清楚地知道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经历什么样的痛苦，这使得我们认知到所有分娩本身就带着暴力。
女性主义
我对所有这些稍微没那么尖锐的激进主义形式都抱持戒心，它们不见得可以导致真正的女性解放。有些反意识形态比意识形态本身更系统化。当然，一个自觉、有见识的女人，她本身就已经是一位女性政治家，但条件在于：她不会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绝佳的受难地，不会自我封闭在这个隔离区里。
杜拉斯与最后一位情人扬·安德烈亚
对同性恋的观点
同性恋者缺乏这种仅属于异性恋者的神话和普世尺度：同性恋者爱同性恋更甚于爱他的情人。所以文学——光想想普鲁斯特就够了——才不得不把同性激情转换成异性激情。说得更明白些，把阿尔弗莱德换成阿尔贝蒂娜。
我已经说过，这就是我无法将罗兰·巴特视为一位伟大作家的理由，因为有种东西总在限制着他，似乎是因为他错过了生命中最古老的经验：跟女人发生性关系。
同性恋，就跟死亡一样，是唯一专属于上帝的领域，这个领域，男人不能、心理分析家不能、理性也不能介入。此外，不可能生育这点，大大拉近了同性恋与死亡的距离。
亲身经历
▲女同性情：另一个女人所带来的欢愉是一种非常亲密深刻的东西，然而，这种东西本身总是带着不会令人头晕目眩的标志。因为，跟男人在一起，才是真正能让女人屈服的轰雷掣电。
▲与同性恋男子的感情经历：
他（扬·安德烈亚）写了许多美妙的信给我，写了两年。不过，写信给我这件事，我并不讶异，看过我的书之后，很多人都会写信给我。有一天我状况不好，谁知道我怎么了，我决定回信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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