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老了。有一天，穿越字句，一个读者向她走来：“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故事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历经沧桑之后的言谈。”
这段耳熟能详的《情人》开篇，已经成为玛格丽特 · 杜拉斯的符号。
这样一个被过于密集地谈论与解读的名字，这样一个成为了某种符号、代表了某一文学时尚话语的名字，这个谜一样难猜读却又陷于过度曝光与自我暴露的名字……她过于巨大的声名和过于明亮的聚光度，使得谈论杜拉斯既成了一种潮流，也成了一个陷阱。我们真的了解杜拉斯吗？抑或，只是止步于了解《情人》？
或许你不知道，杜拉斯也是个共产党员，热衷于政治运动，笔耕不辍地为杂志社投稿，还曾参加五月风暴；她为女性情欲发声，但并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情人》中年幼的她已开始了性的冒险，直到年事已高，她还在探索着不同的性与爱的可能......
可能我们都从未认识那个真正的杜拉斯。
以下内容摘自杜拉斯访谈录《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已获得出版社授权。
作为共产党员
杜拉斯与曾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
为什么关心政治？
▲我没有归属感，所以才进到某个团体，某种可以彼此分享的集体意识。我虽然知道古拉格、斯大林主义、西伯利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四年大屠杀，可是我登记入党，等于是放下自己的命运转而认同党的命运。同样的，我的不幸也会成为阶级不幸。
▲相信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布拉格之春、早期的古巴，还有切·格瓦拉。
▲我就是把一九六八年当成乌托邦，所以才信。这股狂澜，搅浑了一摊死水的欧洲，搞不好还搅乱了全世界。
▲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在一个有某些主题的地方，公开展现我的所思所想。我需要走到阳光下，走出自己的斗室，不再闭门造车，到外面掂掂自己的斤两。我趁闲暇时刻，趁着每天写作的短暂休息时刻，开始帮报社写文章。其实我写书的时候，根本连报纸都不看。可是写这些文章花了我好多时间，你无法想象，即便从事新闻工作好几年了，我还是觉得压力很大。
▲我口说我心诱惑着我，就为了要揭发法国社会的不公不义。法国人拒绝反省阿尔及利亚战争、极权政体高涨、地球军事化、牵强做作的社会教化，凡此种种，我一直都实话实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切对每个人所造成的冲击：人类本身的一切就很疯狂，非理性的行为、情杀、铤而走险的犯罪。要不就仅仅是因为我对人类某些方面的兴趣，譬如对任何人都等量齐观的司法制度，不可逆的、带有此类特质的事件。
▲我想做的是，让某个世界的人得以发声——在多年的经济繁荣之下，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个世界，以便让某些见证——阿尔及利亚工人令人不安的自卫、加尔默罗会姊妹没有知识到让人害怕——拥有巨大无比的冲击力，大到再也不容资产阶级忽视或操弄。
1944年，杜拉斯的丈夫罗伯特·安特姆被捕并被放逐到布亨瓦尔德，然后放逐到达豪（参见《痛苦》）。她加入法国共产党，任维斯孔蒂街党支部书记，成立寻人处，出版了《自由人报》。
政治经历
▲我到现在还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自己的共产党员。一个人必须搞自闭、神经质、又聋又瞎，诸如此类的，才能加入某个政党。我在法国共产党那里担任区秘书，当了好多年，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发觉工人阶级是因为自己懦弱才成了受害者，无产阶级也一样，他们坐以待毙，不想办法突破自己环境的种种限制。
▲斯大林模式，还有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令我作呕。当然，离开党是一大伤痛。等到一九六八年，我才突然想通了。
▲头几年，我偷偷写作。同志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好几张文凭。他们遵奉极其严厉的生活教条，阅读和写书则不在强制规定和预定计划之内。读写有点像是理论性犯罪，对抑制人心的党的信条有损，会使其失去效用。总之，他们最后还是编派了一个罪名给我。我开拍《黄色太阳》 的时候，他们指责我反共产党，阻止我继续拍摄，还试图强迫我过夫妻生活，过家庭生活。“跟所有其他党员一样。”他们说。后来有一份书面报告揭发我经常出入酒吧，造成轩然大波，还因为我跟两个男人同居：我的旧情人与新情人。
▲疯狂是对样板的终极拒绝，乌托邦也是，它们将我们拉远，保护我们不受到任何伤害。
▲一九六八年五月、布拉格之春，它们是比任何政治胜利还更珍贵的政治失败，因为它们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在那几天里就是这样，只知道走上街头，只知道要行动，几乎可以说完全没考虑到后果、矛盾：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些。可是我不禁扪心自问，身为作家，难道能够不冲撞矛盾吗？不能。好的叙述者更不能。很显然，提议完全废除意识形态，对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并不容易，自古以来，任何历史阶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抗命者”这个词的定义，因为打从孩提时期，就开始有人对我们的生命发号施令，驱离我们生命中不守秩序的一切。而权力正是扎根在这份对空的恐惧上，这种连最小的泛流危险都要筑坝阻拦的意愿上。
政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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