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主政台湾时期，国共曾多次商谈祖国统一

国民党自1949年溃逃到台湾后，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主政时期，一面高喊“反共复国”的口号和坚持“不谈判、不妥协、不放弃”的“三不”政策；而另一方面为种种情势所迫，又不得不屡屡与大陆探求和谈统一的可能。
1950年，台湾情势岌岌可危，蒋经国即派李次白到上海与陈毅面洽国共两党实现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据李次白的夫人许念婉著文透露，李次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与戴笠同学，毕业后一直在戴笠手下做事。戴笠乘飞机失事后，李脱离军职到台湾做生意。蒋经国选中李次白担当此任，可能一是因为李曾长期干过秘密工作；二是陈毅的哥哥陈孟熙是李次白的七妹夫；三是李早年与陈毅亦有往来。当年6月月底，蒋经国在台北市青田街1号胡伟克（胡当时任“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公馆约见李次白，交代任务，并约定以“表妹的婚事成否”为暗语代表和谈成败传递信息。嗣后，李即经由香港赴上海，由陈孟熙引见陈毅。陈毅在家设宴接待，李转达了蒋经国的和谈意愿，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最低限度大陆现在不要进攻台湾。陈毅当时答复：“为时尚早，现在不谈这些，以后还有机会。至于台湾，让他烂下去好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蒋政权捞到了这根救命稻草后，就令李次白暂留大陆待命。一年后，台湾当局停发了李次白家属的生活费。后来，李次白在大陆因特务的罪名入狱判刑，刑满后回四川老家，1980年抵香港，请求返台未准，流落香港8年后，郁郁而终。
1956年春，章士钊先生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到香港，会见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少炎。许即飞往台北，将信面交蒋介石，并向蒋详细报告了与章士钊会商的情况。蒋介石反复看信和听取汇报后，沉默无语。1957年春，蒋介石突然召许少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其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并选定宋希濂的胞兄宋宜山与中共方面接触。
1957年4月，宋宜山以探亲的名义由港入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合作的四项基本条件：
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府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返港后，蒋介石让他写一书面报告，宋即写出一个1.5万字的报告交许少炎转蒋。蒋看后大为不悦，因报告中对中共和大陆的成就多有赞扬，认为宋已被“赤化”，加之大陆此时已开始“反右”，蒋介石便中断了这一和谈途径。[page]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位神秘人物，穿梭于两岸之间，他便是曹聚仁。曹先生年轻时是章太炎的高足，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蒋经国在赣南时，他应邀担任《正气日报》的主笔和总编辑；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他充当了得力助手。大陆解放后，他虽蛰居香港，然名噪海内外。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周总理说此话时，其实已对曹聚仁的行程做了具体安排。
7月1日，曹聚仁即由香港跨过罗湖桥被迎进京。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随后，周、陈与曹在一艘游艇上进行商谈。当曹问总理“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时，答复是：“实际价值与票面完全相符……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准备与蒋再次握手的想法。此后，曹与台北方面多有秘密联系。
1965年夏，台北传来信息，蒋经国将专程赴港接曹去台湾。曹即直飞北京，与中共方面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后，匆匆赶回香港静候蒋经国。
9月26日，也就是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回归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蒋经国赴港接曹。曹即驱车至码头，乘快艇到海面，登上蒋经国所在的轮船，急驶台湾。船一靠岸，即改乘等候在此的直升机飞台中日月潭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接见曹聚仁，经过几次密谈商讨，达成六项条件：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建议北京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方面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它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省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当时的商谈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自始至终就他们三个人，双方约定不泄露一个字。后因曹聚仁需物色第五项中的双方认可的市长人选，而求助一个叫王方的人，不得已向他透露了这六项条件的内容。
曹回港后，迅即将情况报告了中共，认为只待北京方面认可，台湾方面将派代表赴大陆做最后商量，统一大业即待告成。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波及台湾，蒋家父子由疑虑而变了主意，谈判就此中断。[page]
上世纪70年代初，大陆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日关系改善，20多个曾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也纷纷与之“断交”。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92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担此重任。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飞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章至港后因活动频繁，兴奋过度及对香港气候不适，加之年事已高，至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7月1日抱憾辞世。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和谈使命交给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其时，可能是因为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急切，在中共方面还未回应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文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访问台湾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两党合作的先例握手言和。可惜时不我待，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毛泽东也在次年9月9日与世长辞。两位老人未能再次握手。
1980年2月15日，中共方面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希望台湾各界人士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首先实现通邮、通商、通航。
1981年国庆前夕，亦当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讲话中说：“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招待会上也重申了这一主张。
198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来自香港新闻界的沈诚最为抢眼。他是蒋经国的同乡，抗战时期在蒋经国组建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到台湾后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退职后在香港创办《新香港时报》。沈诚在与会前到台湾请示蒋经国，蒋表示：“既不鼓励，也不禁止。”同时托他去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实际上是批准了他的大陆之行。沈诚抵京后先后受到叶剑英和邓颖超的接见，探讨了国共和谈的可能性，还受托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沈诚返台后一一向蒋作了汇报，同时也将他在溪口所拍摄的保护完好的蒋氏故居和祖宗坟墓的照片交给了蒋经国。
1982年3月9日，大陆开始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
同年7月24日，廖承志副委员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8月17日，宋美龄在台北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表示坚持“三不”，还劝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广受海内外舆论的批评。
1983年，蒋经国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的大好情势，告诉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还对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说过“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的话。[page]
1985年6月11日至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致同学书，呼吁海内外校友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设想，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此时此境，蒋经国他一方面面对中共的诚意，另一方面深知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而焦虑着怎样步其父的后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以了却“向历史作出交代”的心愿。其间，沈诚一直充当往来两岸的“密使”。1986年夏，沈诚将他在台北拟定的《国是宣言》呈交蒋经国，在此基础上又拟定了《国是建议备忘录》。在蒋经国的默许下，沈于当年8月将备忘录交给中共方面，其主要内容有：
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
二、（分析）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相互执着；
三、分析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
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
五、国家必须统一，手段必须和平；
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1987年3月，中共以全国政协的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沈诚赴京前去台北密晤了蒋经国，蒋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沈诚在与中共会谈时，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是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沈诚，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
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
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
当晚，沈诚将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报告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立即将此消息转达中共。几天后，邓小平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要求的“具体表达”作了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25日，中共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由沈诚密转，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时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同时表示：“要在我们党内求得共识”，“一定要保密”，“为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此时的蒋经国忧心他将不久人世，约与他关系密切且长期掌管党权的李焕作了一次长谈，表示他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第一是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第二是要推动“全面政治民主”；第三是“两岸统一”。这第三点也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来越难独立存在。”当年，蒋经国也采取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如在7月，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体制。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当日，大陆方面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就此事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卧身病榻的蒋经国。蒋告诉沈：“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的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密一些才行。”还向沈诚透露，正在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就在国民党方面即将派出代表进行正式国共和谈时，1988年1月13日中午，蒋经国的病情突然恶化，惜乎天年不假，撒手人寰。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功亏一篑，夙愿未了。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以示吊唁。
两蒋随着一个时代而逝去，蒋家后人及宋美龄曾设想将其移灵大陆故土，实现其心愿。为此，1996年，蒋纬国上书国民党中常会。同时，蒋孝勇借赴大陆治癌之行协商此事。终因李登辉等人阻扰而未果，两蒋骨殖也只能厝寄客乡而未有归期，这是后话。（本文由《西部企业信誉网》综自《蒋氏父子两代与一个家族王朝》、《中华英才》、《湖南宣传》、《人物春秋》、《中外书摘》、《文史参考》、《学习博览》、《民主与法制时报》、《蒋经国传》、《蒋介石生平》等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