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他说，去年5月，谢胡来时究竟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可以不轻视敌人。又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时（编者按：1966年6月），我们增加了二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本文摘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许全兴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指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刀，虽然名之曰“文化大革命”，而实质则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阶段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一场“内乱”，但它是有领导的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特殊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指导这场“大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客观地了解、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办法是从了解、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手。
在迄今公布的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本人明确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类术语。首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专门术语的是1967年11月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文章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归结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过他们反复修改而成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大家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很好。可用。”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术语虽非毛泽东提出，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姚所归结的六条，基本上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在此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反复宣传，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集中概括，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说有六条，但最根本的核心是两条：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二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党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两条，使得“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二、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源于他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由前一章可看出，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陷入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同时，越来越担心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把党内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上纲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把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①
1964年2月，他在谈话中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②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抖搂了出来。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明显地为他以后的大行动造舆论，下毛毛雨。
同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一伙对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搞突然袭击。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篡军反党”。
①1962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将它概括为“三和一少”是明显不符合原意的，视之为修正主义更是错误的。②1962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合作化以来的经验和1960年至1962年在全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中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克服平均主义：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肉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等等。当时，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些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和政策被概括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受到批判。
12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上问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得学蔡锷，要造反哪！他又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对中央内部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心里也越来越不安。还是在12月，他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在此之前，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主任职务。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搞，找了三次，没有人愿干，只好到上海去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北京各报纸在18天内未刊登。毛泽东对这些自然很不满，感到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北京市、中宣部的事他管不了。
1966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三次谈话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他认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按：指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对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估计更是漆黑一团。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不知道。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搞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他对中宣部很不满，说：“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被解散）。到了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提出这种现象再也不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学校、知识分子开刀。1970年12月18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批判了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这个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先后八次易稿，最后经毛泽东补充、修改、审定而成，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通知
从行文的形式上看，是对中共中央在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二月提纲》对当时学术批判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论述：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其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
“左”的倾向加以适当限制，指出：在学术辩论中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
“不准革命”等等。这个提纲，今天看来，不是右了，而是“左”了，是“左”的气候下的产物。提纲提出的一些限制，并不能改变“左”的性质。但在毛泽东看来。提纲是右了，是修正主义纲领，要批判。毛泽东认为，这个提纲的要害是模糊了当前这场大斗争的目的，即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加了不少话。若删除毛泽东在修改时加的话，那“5·16”通知的最初稿子主要讲的仍是学术方面的批判，讲的是对学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的修改则明显是着眼于批判中央和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党中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提出：当前的文化革命，不只是限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感到这样写还不足以引起全党的注意，不足以表达这场文化革命的目标，于是在这个通知的最后，又写上重重的一笔：“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可以说，此时他所考虑的已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不只是夺回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问题，而是要清洗党、政、军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揪出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问题。在他的头脑中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
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还表现在，他以为北京有发生推翻他的反革命政变的危险。1965年12月，他在上海会议期间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关于发生政变之事，他同林彪谈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又说：“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虽不赞成林彪大讲政变，但他没有否认他为防止反革命政变所做的调兵遣将。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他说，去年5月，谢胡来时究竟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可以不轻视敌人。又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增加了二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正是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估计，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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