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一言难尽的关系【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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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

洪烛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于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设立又于1905年停废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续办。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略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我查阅有关史料，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为孙中山派遣的专使，代表南方革命势力规劝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凯表面上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内心却根本不愿被调离北京这个封建老巢，秘密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乱兵们四处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专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抢掠一空，专使们被迫到使馆区避难。这导致了参议院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决议迁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来北京的心情，与他几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
据史料记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少年以后才改迁到西北角的海淀区。七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这片旧校址寻找到栖身之处——今已改作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分给我的单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所谓西斋(据张中行老人说此乃牌号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斗室只容一床一桌一书橱，转身都困难。一出门就踏上了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不知这条街道的原名)。
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陈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从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礼教的辫子；其次，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还有——则是以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为主体，乃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呀什么的……
　　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粱漱溟、林纾等保守派。
　　胡适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参予《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钮岱峰先生曾说：胡适“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希望杂志暂时和政治保持远距离，为此他主张把《新青年》交由他一个人主办。”当然，这遭到鲁迅等人的拒绝。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弛。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予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文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一直以青年为民族的希望，倍加爱惜。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
我与其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成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
鲁迅与胡适，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是做书生，还是做斗士？是做改良派，还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笔为剑，还是解甲归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会老的，更不会退却。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头断流血，都不推辞。”用鲁迅的话即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属于“‘人’的萌芽”、“个人的自大”、“超过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将是永远的呐喊者，即使在彷惶的过程中，也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他们以呐喊、以控诉，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人，憎恶并且弃绝种种国民劣根性。是在沸水里烫过、血水里泡过、碱水里煮过的，是剥皮削肉、脱胎换骨的。他们是《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柔石、胡也频、萧红、郭沫若、巴金……
　　新青年啊新青年，排成长队、赴汤蹈火的新青年，以血肉筑成长城的新青年，改变了自身也改变了历史的新青年——离我们很远了吗？
　　其实你我，都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后裔。

北大红楼，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那一代新青年中，出了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他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蔡元培广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也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也自湖南赶来，了解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暂时落脚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今十五)号恩师的寓所。青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否也穿一袭蓝布长袍、挟一柄油纸伞，大步流星(如同那幅“毛主席在安源”的油画所描绘的)?��
杨昌济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将《新青年》介绍给毛泽东等进步学生阅读。在其眼中，毛泽东、蔡和森正属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前途无量。他预言“毛、蔡将来必是中国的栋梁。”他1920年病逝前给章士钊写信，还举荐毛、蔡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不仅有理想，也有爱情。他借宿于杨宅南房靠院门的单间，每天都能看见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倩影。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经常在胡同里散步、在四合院里聊天，并且给庭院内新植的枣树培土、浇水。
这棵枣树是二人内心萌动的情感的见证。据说建国后，本院的住户特意给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过新采摘的鲜枣。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尝了?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树结出的新果，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回忆起被重重时光帷幕阻隔的秋水伊人?
我参观鼓楼一侧的杨昌济故居，看见前院东墙边的那棵沉默的枣树，耳畔顿时响起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扬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蝶恋花——毛主席怀念早逝的爱妻时，特意选择了这副好词牌?他还嘱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为吉安左巷8号)，与另外六位年轻人(皆是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了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火烧得很旺吧?毛泽东曾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恐怕已构成他青年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天寒地冻的北京，曾燃烧过他们火热的青春。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
毛泽东在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两度踏上北京的土地：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则是1919年12月，他率领湖南各界“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请愿团，顶着严寒北上，投宿在北长街九十九号(今为二十号)福佑寺后殿——次年4月，他南下去上海。他与北京再见面，要等到二十九年之后了。��
二十九年之后，昔日的热血青年，已是这泱泱大国之领袖。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既是面对操练的士兵(阅兵式)以及欢呼的群众，同时，也是面对昨天的自己……��
弹指一挥间，他由客人变成了主人。��
举国之元首，是从数十年前新青年的行列里走出来的。��
新青年啊新青年，果然成了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栋梁。

我形单影只地坐守于景山东街老北京大学的一所旧宿舍，由北京大学展开联想，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从外省来北京不是求学的，我说过自己无缘成为北京大学的门生,这并不排除我对它怀有初恋般的感情。说得更博大一点，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大学,一所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园，露天的课堂。我在这所大学里已经快二十年了，这篇文章权当我的毕业论文。一篇诗化的论文。我用它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横穿整个世纪的漫长的队伍。外省学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
一代新青年们老了，又一代新青年来报到了。北京人应该永远怀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这座古城在20世纪的青春。��
当代的北京大学座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幛，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景山东街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有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箐箐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
我每去北大，必要围绕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种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或可戏称皇家学院)，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梦想与光荣。��
带有中国封建社会鲜明特征的科学制度是1905年废除的,知识与教育的一个旧时代从此结束了。据《北京史》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还设立了若干高等学校和中等专门学校(其中有的是从北京大学分立出来的)，像师范大学、工业专门学堂、医学专门学堂，以及京师法政大学堂(由任学馆和进士馆改组)、法律学堂、测绘学堂、艺徒学堂、俄文铁路学堂、巡警学堂、贵胄学堂(朝廷为王公贵族子弟进行军事教育而设)等等。”
该书是这样总结的，“北京过去是国内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经过学校与科举之争，亦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文化教育上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又迅速成为全国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动的客观条件之一……”��

清华与北大齐名，但它创办的原因及过程又较为特殊。它是美国国会以“中美亲善”的名义，提议在北京兴办一所不是由传教士出面主持、但目的在于培养与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的清华学校，经费来源是被退还的庚子赔款,被美国认为是“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创办时间大约是1907至1908年之间。
当时的清华学制是八年，够漫长的。譬如梁实秋是1915年入校，1923年毕业赴美，他在《清华八年》一文中回忆：“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识是好的但是带有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所以清华也成为外省学生占最大比例的一所大学，它向各省市学生慷慨地敞开北京的大门——这扇校门又相当于国门，走进清华就等于八年后即可出国留学。“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梁实秋读清华的时候，闻一多比他高两级，而朱湘比他低一班，另外还有孙大雨等人，共同组织了“小说研究社”(后经闻一多建议改为清华文学社)，经常在一起说文品诗.他们当时肯定想象不到，自己的名字后来都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了。
清华也培养、团结了一批青年文人，一批未来的名家。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梁启超的另外两个公子也都在清华，因而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还亲自来清华讲读演并授课，后来还被聘为研究所教授。��
“五四”运动发生时，梁实秋尚是清华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清华远在郊外，是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他在北京学生争相街头演讲时，梁实秋本人也曾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他们这一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在群众围观中慷慨陈词。当然后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这就是梁实秋——当年清华的一位普通学生对“五四”时期记忆与评价。��
清华园离颐和园、圆明园均不远，原是清室某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即使后来移作校舍，也不乏曲径通幽、荷塘月色等中国式园林的氛园。据说荷花池畔工宁厅的匾额题写着著名的“水木清华”四字。在清华园登高西望，代表中国近代一段耻辱历史的圆明园废墟便尽陈眼底，断垣残壁、夕阳衰草历历在目。
郁达夫从上海来北京，在清华园找到梁实秋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陪同去圆明园凭吊遗迹。梁实秋欣然承诺，但后来在文章中写道：“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象中得之。”��
清华后来以理工科名世，但早期在文科教育方面也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师生中人才济济。譬如大学问家吴宓，就是17岁时(1911年)在陕西考取了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科，“乃于限期内乘骡车从西安赶赴北京。”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他后来回忆：“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所办，而间接受美国人管理的学校。我作学生时，校中师生讲的全是英语，唱的是美国歌，美国史和美国公民学列为正课。举此可知清华师生所受崇美思想熏陶之深了。”
吴宓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张紫葛著《必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称吴宓是中国本世纪不可多得的学术大师，书中还引述了吴宓本人对主持清华园学研究院的记忆：“所聘四大导师王国维、梁任公(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比皆当代国学大师，其天资之高……王国维博览强记，以经学言，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笺，莫不滚瓜烂熟；梁启超过目不忘，真可谓不世之才；赵元任本习理科，转治语言文，敏悟大异于常人，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陈寅恪记忆力之奇特，令人惊讶，不仅经史子集并世界史实、宗教著述烂熟于胸，乃至满室图书上某书存于某架，某典载于某书某页，无不指称无误，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奋实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见，四子莫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
当然，王国维后来投昆明湖自杀，传说他一直蓄辫子、穿马蹄袖，俱为哀悼传统文化之衰败及清王朝的覆灭。吴宓曾为王国维治丧，他认为“世传是似而非”，据他所知“于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不管原因如何，王国维投水自沉了。有诗人发挥：一个旧时代拖着王国维那最后的辫子，终于消失在地平线上,一个新时代从此真正地展开……��
北大、清华、北师大、国际关系学院及人民大学等等，都集结于海淀，海淀因而成为北京的学院区,又有学生之城的称法。查阅地图，也常能从这一带发现“学院路”之类的地名。海淀区本属于京城西北郊，也因而大大地出名了。我爱海淀，因为海淀有那么多古老或年轻的大学，有那么多永远的青年。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着——海淀海淀，凝聚着北京的大学梦，也凝聚着中国的大学梦。山外青山楼外楼，海淀是北京城外的另一座文化都城，是城门之外的大学城。它也是篝火熊熊的青春熔炉；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绿树繁花相映衬 北大红楼的流金岁月】

　 来源:洪烛李阳泉著 《北京A TO Z》

这里还曾经来过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民房里（因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

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过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么多年来，红楼面临过不少危难。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军宪兵队当了7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红楼遭到了严重破坏。

为挽救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校庆100周年活动，不少老北大的教授来到红楼瞻仰，他们对红楼保护得如此完好非常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北大红楼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其中要求当时红楼的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来，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2003年底，由首都规划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在红楼后面举行了环境整治现场会，明确规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广场周围所有的违章和临时建筑。

红楼内部的变化是静悄悄的，但现在红楼周边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大变化。几年前，红楼东面狭窄破败的小路不见了，代之以贯通南北、长达3公里的皇城根花园。

绿树繁花映衬下的红楼，分外美丽。经过五四大街的时候，你可再不要小瞧了这座四层小楼。

《北京A to Z》（英文版）新加坡出版公司

《北京A to Z》（中文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著者：洪烛李阳泉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1920年

作家洪烛做客新浪网

网上大讲堂：洪烛聊历史文化名城(1--3)

新浪博客 官方微博

作家洪烛（洪烛微博 洪烛博客）做客新浪网，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概况、北京等名城的特色与魅力，并对当今如何保护历史名城，传承城市精神等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城市的最大财富就是历史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尹俊（尹俊微博）。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历史名城，跟城市有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的嘉宾，今天做客我们新浪网上大讲堂的嘉宾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同时也是作家、诗人的洪烛先生，欢迎您。

　　洪烛：好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洪烛先生很多著作跟城市有关，比如《北京的前世今生》，还有《名城记忆》等等，有数十种相关的作品。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您所了解和擅长的城市的发展，关于名城的一些记忆。

　　我知道您去过很多中国的城市。中国数量众多的名城，总体上有怎么样的特点？

　　洪烛：中国的城市，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历史，尤其咱们说的历史文化名城。比如北京的历史将近三千年，它的历史感给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大的基座。我们的现实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就像说每个人有他的性格，每个城市的性格都和它过去的发展、它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历史积淀很深厚，历史感很强。

　　洪烛：这是中国城市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

　　主持人：说到历史这个特点，其实我去过很多历史名城挺心痛的，历史的东西没了，建起来都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这个挺可惜的。

　　洪烛：对，很多城市物质方面的历史遗迹都破坏了，或者是被时光湮没掉了，但是它真正的历史，在史书里都有好多城市的记载，这是任何物质的形式没法破坏的。所以，可能我们到一个城市去，一方面要关注它的物质方面，它有多少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作为一个城市人，或者热爱城市的人，更应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就像一个人，你要了解他的人生一样，每个城市就像人的成长似的，要了解它的成年，幼年，他出生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史书上也都在记载。

洪烛认为北京仍是上升状态的城市

　　北京是最开放包容的混血城市

　　主持人：接下来可能相对花多一点时间，您出版过一部作品叫《北京的前世今生》。您在北京呆的时间也最长，20多年，接下来就聊聊北京的前世今生，您了解的北京的文化、性格？

　　洪烛：北京大气，有3千年的历史，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有800多年，按道理，中国的中心在更早的时候应该是中原，在河南那边。后来都北移到北京。什么原因？北京正好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接合部，就像现在城乡接合部，北京在历史上属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结合。

　　主持人：古代(曾经)叫幽州，游牧民族比较多的地方，蒙古人出没的地方。

　　洪烛：这儿的战争比较多，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产生战争。包括明朝的首都本来是在南京，我老在想为什么要迁都到这儿来，可能还是明成祖的一种胸怀，他觉得不能偏安于南方，还是想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至少要保住原有的长城这条线。明成祖迁都到北京之后，事实上整个中国的中心就开始向北京倾斜。

　　主持人：现在我们能看到北京城的很多古迹，除了元大都的遗址，很多都是明成祖建的，包括台基厂，给故宫造台基的地方，琉璃厂，造琉璃的地方，很多都是明朝留下来的。

　　洪烛：明朝和我们的现实产生联络。但是元大都的时候对北京的文化也有影响，比如“胡同”这个词，在元朝的时候就有胡同了，蒙古语把有水井的地方叫做胡同。而且在元大都时候，北京就有一定的规模，街道横平竖直，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再改建、扩建，但是很多时候元朝的地名到现在都保留着。

　　主持人：我过去还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老家也是北方人，我们那儿叫巷子，某某巷，来北京都叫胡同，终于知道起源了。我们来到北京，感到北京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气场和别的城市真的不一样，是不是有很大部分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或者是不是元朝那个阶段就有所影响，形成它独特文化的氛围？

　　洪烛：对，北京的文明是一种混合文明，混血型的城市，游牧民族在这里建过首都，农耕民族也在这儿建过首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使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产生融合。而且北京是海纳百川的城市，包括现在在北京街头好多老外，他们也都喜欢北京，北京也很有包容性，这在中国的城市里它是最明显的。当然也有特殊性，它是首都。另外，它的历史就是开放型的，比如元大都的时代，北京相当于那个时候的纽约，是那个时候的国际大都会，因为元大都时代，北京街上都是外国的商队、使节，那个时候北京就是属于世界性的大城市，现在的北京又恢复了那种荣耀。

　　主持人：今天的北京，经常拥堵的城市，空气不太好的城市，不知道您怎么评价？

　　洪烛：北京在生存方面仍然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整体来看，北京仍然是上升状态的城市，世界那么多大城市里我为什么最喜欢北京？北京永远像个凤凰似的，不管经历过多少灾难都能获得新生。当然也因为它是我们首都。中华文明也是这样，它永远像浴火重生，只要遇到适宜的气候马上就能春风吹又生。北京现在给我这个感觉，虽然空气不太好等方方面面，但我仍然能感觉到它有朝气。

　　主持人：最近我看一个电视剧，里边有镜头是北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街景，我看完之后那个向往啊，公园、绿树……人虽然穿得很朴实，都是老式的公共汽车，那是我心目中更美的北京，反而觉得今天北京的钢筋混凝土太多了。

　　洪烛：你刚才给我的描述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我1989年来北京，正好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接轨，那个时候北京的节奏比现在要慢，绿地也要多一些。

　　主持人：(还有)古墙。

　　洪烛：我在这里生活20多年，我回想的时候，那时候的北京是很遥远的风景。客观说它没有办法保留原样，因为时代要向前发展。《北京规划建设》杂志约我我做怎样保护文明名城的访谈，我说毕竟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能现在大家仍然住在胡同里、住在四合院里。现在的北京主要职责就是和世界接轨，甚至要领导世界的潮流。在这一点上，有好多东西要其它城市代替，比如南京、苏州、杭州，因为我们要保存的文化传统的东西很多，我们要在那些城市多保留一些，北京也要保留，但是北京的文化特点是混血，我们必须注入新鲜的血液。

　　主持人：无论如何回不过去了。我们知道名城当中有大的名城，北京、南京、武汉是大的名城，也有小城。大城和小城对比，小城的是不是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另外，南方的名城和北方的名城又不一样，又有不同的气质。

　　洪烛：小城市好像更有意思。半个月前我刚从山西的长治回来，长治若干年前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小城，那儿的城市非常优美，因为在太行山里，而且漳河从那里流过，山水非常有气势。在这个城市生活饮食非常好，山西的各种面食，我们在那儿品尝，真的觉得非常舒服。

　　主持人：南京人也吃得惯？

　　洪烛：吃得惯，山西长治可能代表北方特色的一种小城。南方特色小城，端午节我去湖北秭归，秭归也是很古老的小城，两千多年前咱们的大诗人屈原就出生在秭归旁边，那儿还有一条香溪，香溪就是王昭君的故乡，既是屈原的故乡，又是王昭君的故乡。你走在那儿，尤其我们看到屈原的牌坊、屈原的祠堂，看到多少年前的碑刻，在那块土地上你看到这些文物的时候，能使你浮想联翩。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的好多小城的魅力并不亚于大城。

　　主持人：小城的历史印记，希望能尽量多保留一些，别步了大城市的后尘，这也是让我很担忧的一点。

　　南方的名城和北方的名城相比，不同的气质在哪儿？

　　洪烛：南方的名城比较细腻，一方面包括它的人的性格，比如上海人比较精细，还有是保持着它的文化，它的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南方的饮食非常细致，做得非常讲究色香味，非常精致。北方就保持着一种粗犷，我形容北京的词是大气。

　　主持人：不拘小节。

　　洪烛：不拘小节，但是有它的优点，就是它很大气，很豪放的感觉。从我的角度，我对南方的城市和北方的城市都挺喜欢的。两种风格，而且这两种风格都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优点。

　　主持人：南方的城市和北方的城市不一样，一个是粗犷大气，还有一个是注重细节，这两个都不错。

　　洪烛：另外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是南北融合，在北方也能接触到南方文化，就是粗中有细，到南方也能感受到北方文化，很多南方人也很粗犷、豪爽。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华的文化是一种大融合。

　　主持人：说到融合，我又扯回到北京，我发现北京文化很厉害的一点是能把别人给融进来，好多人到北方呆久了都变成北方性格，甚至能把上海人都融了，很奇怪，或者我觉得很意外的一点，很多地方的人来了融不进去，比如到上海，很难融到那个圈子里，北京不一样，北京天南地北的人，我是西北人，您是南方人，都被融进来，想问题、做事的方法都跟北京人一样了，这是很独特的一点。

　　洪烛：北京一方面融进外来的文化，同时随着融的过程，自身的文化在不断的扩充，也就是说北京的文化自身也在不断的茁壮成长。北京文化到目前为止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老北京文化或者一个具体的城市文化，基本上北京文化已经是中国文化的“样板间”。

　　主持人：或者融合所在。

　　洪烛：整个中华文化都可以在北京文化里找到它的投影。

　　主持人：洪烛先生，您生在江苏南京，在湖北武汉学习，在首都北京工作，这三个地方您都长期待过，这三个地方您最喜欢哪个城市？为什么？这三个地方又有哪些特点？

　　洪烛：到目前为止我45岁。45年的人生，基本上被这三个城市所瓜分。18岁之前都在南京，18岁以后到武汉读了4年大学，22岁到北京来，1989年。南京是我的出生地，感情最深，而且南京的历史文化也是我特别热爱的。后来到北京20多年，已经超过我在南京的年头，我对北京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在中国的城市里不仅我最喜欢北京，在全世界来说，与北京和巴黎、伦敦这些伟大的城市相比都一点不逊色。

　　主持人：这三个城市有不同的性格，都不太一样。

　　洪烛：比如南京、武汉和北京，应该是反差很大的。但是可能我在这三个城市都呆过，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优点。

　　主持人：北京待会儿还得细聊，简单概括一下南京和武汉。

　　洪烛：南京的历史感特别强，因为南京是六朝古都，它特别怪，这个城市在多少个朝代都把它作为首都，但都是短命王朝，时间都不长。有一个词叫“金陵王气”，南京这块地方本来是最适合做首都的，可能是因为秦始皇怕那儿出现能颠覆他的对手，所以把那儿的风水给破坏了，挖了秦淮河。南京后来又有过三国的吴，和南北朝时代的宋、齐、梁、陈，好多都把它作为首都，但一般时间都不长。正因为这样，使得南京这个城市有一种特殊感。十年前网络刚兴起的时候，好多网友把南京评为“最忧伤的城市”，忧伤比较能代表南京的历史，因为南京的历史有很多伤心的历史。比如南京大屠杀、太平天国时代的天京事变，再往前有一系列。南京发生过很多天灾人祸，这座城市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我正好在这座城市生长，从小到大。但我发现南京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单眼皮的莫愁湖》，南京有一个湖叫莫愁湖。南京应该是最忧伤、最忧愁的城市，有过那么多灾难，但是它的这个湖南京人把它命名为莫愁，就是不要愁。从这点可以看到南京人的一种乐观态度，在灾难面前能够抗衡，这也是南京的一个品质。

　　南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是南京的女人，南京的女人很有特色，说起秦淮八艳，在历史上很有名，包括李香君，还有陈圆圆，都是在南京秦淮河上成长起来，因为她们都是属于歌妓，文化涵养挺高。秦淮八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虽然是女人，都非常有骨气。比如在清兵南下攻打南京的时候，秦淮河的妓女都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精神上的传统，非常有骨气，对侵略者是不合作的态度。去年有一个电影《金陵十三钗》，为什么写妓女呢？我在新浪博客还写过一篇博文，可能是因为南京的妓女是有传统的，有骨气的：出淤泥而不染，令人刮目相看。

　　主持人：我当时和《金陵十三钗》的作者严歌苓聊过，她当时写过妓女和大学生的小的历史事件，写成这样一个作品。还是跟南京有关，说明南京人确实有骨气。

　　武汉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的性格跟吃的口味有点像，有点辣。而且武汉人挺会生活的，早上吃热干面，这方面他们挺享受的。

　　洪烛：南京和武汉都是属于非常讲美食的城市，武汉的美食也非常有名，湖北菜在北京有九头鸟餐馆，都很有名。武汉这座城市是南北通衢，南北的口味在那儿集中，它那儿的文化也是混合型的，包括它的饮食文化。另外，武汉人特别有商业头脑，南京是属于文化氛围特别浓的，武汉属于商业头脑非常发达。有一句话叫“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赞美武汉那边的人聪明，会做买卖。

　　主持人：主要是指商业上的头脑。

　　洪烛：我是作为赞美来看，因为我在武汉大学读过书，肯定要为这座城市多说好话。(笑)

　　主持人：您能体会到武汉人特有的精明？

　　洪烛：我个人感觉武汉是商业上的精明和文化上的底蕴相结合，是非常有力量的地方。

　　主持人：另外武汉这座城市环境不错。

　　洪烛：经济上发展非常快，而且武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比如黄鹤楼，李白到那儿不敢写诗，因为崔颢已经有一首诗写在上面。武汉有琴台，有知音的典故。武汉由于有文化背景，武汉人的精明我个人感觉是一种正能量，包括后来的武昌起义都发生在武汉，武汉这座城市还是非常强大的。

　　主持人：它的精明是建立在底蕴之上的精明，不像东南沿海某个刚新兴一两百年的城市，可能是粗浅的商业文明。(笑)

　　洪烛：精明人真正做事还是有底线，有原则。

洪烛纵论应当如何保护历史名城

　　今天需要为城市增加新的经典

　　主持人：还有一个话题是历史名城的保护或者是城市历史的保护。我刚才也提到我很担心的一点，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我们的名城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好多很多名城已经变成现代化的都市。

　　洪烛：这跟中国的历史有关系，现代因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很多遭到破坏。比如半个世纪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几个世纪前，那时的战争对城市的文化破坏也挺大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在不断遭受破坏的过程。但是不用担心，就像一开始讲中国的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物质的，还有一种是精神的，精神上的文化永远不会受到破坏，甚至我觉得旧的被破坏的同时，新的也加入进来了。所以，我个人感觉我们也没必要抵触，尤其是作为一种领先的大城市，没有必要抵触一些现代文明。因为现代文明本身就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灵魂注入一种新生血液，比如北京的发达，做了那么多朝代的京城，每经过一次改朝换代都经过大破、大立，没有办法，这是个人没法左右的事情。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运气和命运，不断有新的文明注入之后，只会使城市的文化传统得到更有力的继承。

　　主持人：城市的人不能沉迷于怀念过去的辉煌，不能完全这样做。

　　洪烛：我们也要怀念，也要重点保护一些能保护的。但是对于一些已经无能为力的，我们要做哪种补救工作呢？更多是要把它精神上的层面传承下来。免得把一个城市保留下来一大堆古董，但是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没有一点文化传统的传承，那可能是最大的破坏。我们在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但是每个人都保留了很多古朴优良的传统，这比那种损失小一点。

　　主持人：硬件虽然破坏了，软件精神层面的东西在，伦理、思想、生活习惯……

　　洪烛：包括我们对这个城市历史的熟悉程度，免得好多古董大家看不出所以然。

　　主持人：现在很多城市把真古董拆了，修一个假的一模一样的，这就挺没意思，包括黄鹤楼里边还有电梯，我当年去过。当然黄鹤楼现在也有价值，因为也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北京让我挺可惜的一点就是大前门那个地方。我最早来北京第一印象就是前门，给我感觉印象太深了，那个牌楼。我去年再去看新修的前门，我觉得这是中国吗？另外那个牌楼拆了又修一个，修完之后，石狮子做成四不像，不像狮子，不像豹子，不像狗，又像兔子，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做得那个糙啊，挺可惜的。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待？

　　洪烛：这些肯定是一些问题，像错别字似的，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写下一些错别字，能更正的要赶紧更正。像你提的黄鹤楼，即使装了电梯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记住崔颢那首写黄鹤楼的诗，包括李白到黄鹤楼的典故。崔颢那首诗谁也拆不掉，谁也别想改一个字，除非中国人都不喜欢诗歌了，都忘掉那首诗了。在这点上，我们要把我们好多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免得老是说继承物质的，但是非物质的丢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比如到黄鹤楼的人，至少能了解崔颢那首诗，能背得出来或者能念得出来。我就觉得，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记得那首诗，黄鹤楼即使不存在了，黄鹤楼依然很伟大，它的灵魂仍然在。

　　主持人：很多城市把古建筑都拆了，盖成仿古一条街，这是干吗？这种情况其实挺普遍的，我知道好多城市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洪烛：一个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有一个是商业化，商业化对好多我们文化传统的侵蚀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作为个人，怎么抵制呢？我们也不能反商业化，我们只能加倍注重我们的一些非物质的精神上的文化遗产，我们更注重它，多少能弥补一点在那些方面遭受的损失。

　　主持人：洪烛先生，您觉得一座城市的力量或者真正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最要紧的一点是什么？它的建筑、GDP、历史文化，还是产生多少名人，比如像莫言这样的名人？哪个最重要？

　　洪烛：还是它的历史，包括名人，名人也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名人都是属于进入历史的人物。所以，一个城市最大的实力，也许可能就是软实力。所有的硬实力都会过期作废，就像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比如到西安，秦砖汉瓦能找到几块？阿房宫都被火烧了。但是唐诗宋词谁能烧得掉，谁能拆得掉？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很多伟大的精神财富通过代代传承所继承下来。

　　主持人：传承到近几十年来出了点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老祖宗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

　　洪烛：我们更需要呼吁，一种是保护物质上的文化遗产，那些文物尽量不要拆，该保护的多保护下来。同时还有一点，大家忽略的，大家老注意保护文物，保护一块门、一个牌坊、一块石头，忘掉了好多唐诗宋词也都遇到了危机。我们这些文化传统反而有可能在传承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因为以前在传统的教育中，国学非常重视这些国粹的东西，现在不重视了。我也担心好多文物、古董，但同时最担心的还是精神的东西。

　　主持人：因为中华文明不是靠文物维系，是靠精神维系，把中华文化遗产丢了就不是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洪烛：现在大家都重视商业了，有时可能就忘掉文化的东西，因为顾此失彼。

　　主持人：国际上有人说没有信仰的中国人真可怕，这话就说到这儿。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国内的城市，国际或者国外的名城您跟我们说一两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者让您很向往的。

　　洪烛：我随便举个例子，罗马。可能很多人看过《罗马假日》电影，那个电影本身也是给这个城市做了广告，当然罗马的历史肯定要更伟大得多。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是在神话传说中。这个电影我提一下，为了说明当代的艺术创作也需要给城市增光添彩。《罗马假日》这个电影使罗马这个城市获得一种青春，因为大家相信罗马是跟爱情有关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它产生了一部爱情经典电影。比如赫本演的公主，那么多记者采访她最喜欢哪座城市，她说都喜欢，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罗马。这部电影本身也是给那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增加了一个传奇。我们也谈了那么多继承，继承它的文物，继承它的历史，最好的继承是我们还不断的往里面加分，并不是保分，减分肯定更不行。光保住它也不行，我们要给它增加一些内涵，增加一些文化，甚至我们在继承中要创新。罗马的历史，一直听到的是罗马帝国，但是突然变成两个人的假日，很小的一个情节，忽然使这个城市被全世界人所刮目相看。当代的艺术家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城市做些事情。比如说到南京，我们不能老在演《桃花扇》、秦淮八艳。严歌苓很有意义，写《金陵十三钗》，给南京这座城市增加了新的经典。我们当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给我们的城市多增加一些艺术作品，不然谈到黄鹤楼老谈到崔颢、李白，为什么当代的诗人不能写一写有创新的名诗、名句、名篇？当代艺术家需要重视这一点。同样当代的文学艺术某些方面为什么有时反而不受到大众买账？有时凌空蹈虚，和本土资源是没有关系的。莫言获诺贝尔奖最大的好处是，告诉我们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故乡，故乡是大师的基座，比如莫言的故乡就是高密，高密从此也会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主持人：非常赞成您说的大家需要一个故乡，席慕容跟我说过，她的故乡是在内蒙，隔几年就要去过一次，那是她精神的家园。

　　洪烛：席慕容也为她的故乡写过很多诗篇，比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样的文学艺术家我是非常钦佩的。当代文学艺术家应该多做点这些事，可以给我们的故乡，不仅是第一故乡——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甚至好多人还会有第三故乡、第四故乡。什么叫故乡？第一故乡是出生地，第二、第三故乡可能只要我们喜爱那个地方，它就是我们的故乡——希望当代的文学艺术家们能够多一点这样的故乡，同时多为自己各种各样的故乡留下一些艺术作品，这样一方面是给故乡增光添彩，同时对读者来说，读者实际上更希望看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跟他的生活有关系的。

　　主持人：不光是作家，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王全安就说，我拍《白鹿原》就是拍给我故乡的，那是我的故乡，我就要拍这个东西。

　　洪烛：比如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就把陕西的文化写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刚才讲了，我们城市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也离不开城市，城市文明和我们的文学史、艺术史是相关的。

　　主持人：今天聊天非常开心，很受启发，我听一个老先生说过，中国人为啥拜祖先？真的让你拜鬼了吗？不是，是要认识你从哪儿来，你要为哪儿做些贡献，你要为你出生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为养育你的人、这片热土有所皈依感，有所贡献，这是它的真实意义所在，或者说给你未来的后代留下点什么，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更好。

　　洪烛：你说得非常好。中国的文化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哪点不一样？它是特别重感情的文化，中国也是非常重感情的，比如我们对城市有感情，对乡村有感情，对我们的历史有感情，我们对现实也会有感情。

　　主持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只能聊到这儿，谢谢洪烛先生做客新浪网上大讲堂，下回咱们单找一个城市细聊。

　　洪烛：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新浪网上大讲堂，再见！

洪烛新书《名城记忆》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洪烛选取中国的十座名城和十座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铭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名城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为城市的发展指引美好的方向。作品并不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在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积累中所蕴藏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力量。在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网上大讲堂：
“新浪网 11月2日 洪烛聊历史文化名城 嘉宾 洪 烛
八家主办网站将准时于网站首页、新闻中心首页或论坛首页推出“网上大讲堂”专题，欢迎各位市民、网民届时上网收看。 合作媒体：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竞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商报。”
 

洪烛著《仓央嘉措心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东方出版社推荐语：《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文字优美，感情表达深入。此书深受藏区文化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对仓央嘉措感兴趣的读者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