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此时，理论务虚会正开着，报纸正公开向学大寨运动进行着批评，陈永贵的心情也沉重到了极点。陈永贵宣布大会开幕后，突然改变会议议程，提议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静默致哀。默哀完毕，陈永贵已是老泪纵横。接着，他又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陈永贵则忍不住失声恸哭起来。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11月7日第14版 作者：佚名 原题为：学大寨被否定，陈永贵失声痛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彻底否定“穷过渡”、“平调风”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落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政策。这无疑是对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的否定。尽管对《决定》有看法，陈永贵在会上还是举了手，表示拥护。
邓小平不让报纸再骂大寨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胡耀邦于1979年1月18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长达80多天的理论务虚会，初步涉及了对大寨的评价问题。陈永贵对学大寨运动还寄予无限希望，总希望会议不要出现否定大寨的声音。而与会者对“穷过渡”的指责，对“农业学大寨”到底怎样学的疑问，使陈永贵心中的那块石头越来越沉。
后来，陈永贵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了这次理论务虚会。关于对大寨的评价，陈永贵说：“王任重说搞水土保持还是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说，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在这次会上，他还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大寨和昔阳县在此问题上的做法一直和中央政策相左。尽管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但从内心里不愿意实行生产队核算，不主张社员种自留地。他用王任重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企业不能随便下放。”
批评在逐渐升级
虽然邓小平不让骂大寨，但就在理论务虚会期间，新闻媒体对陈永贵、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各种批评还是以各种形式反映了出来，并不断升温。
1979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看看“穷过渡”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此文发表后，对“穷过渡”的批评屡见报端。1月12日，一封反对到大寨和昔阳参观的读者来信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指出“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从2月11日起，《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专栏，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对学大寨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山西日报》发表文章，公开对大寨和昔阳的“大批”经验进行批判。3月初，山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公开承担了责任，昔阳县委也作了自我批评。
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指责，陈永贵非常关注。对一些批评，他着实想不通。尤其是不能容忍有人否定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经验，说：“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在昔阳党代会上失声恸哭
怀着郁闷的心情，陈永贵回到大寨。大寨人也从参观大寨热的急剧降温中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陈永贵的归来使大寨人似乎又有了主心骨，纷纷向他询问情况，而他则对中央的决定缄默不言，径直下到地里指挥起了推土机造地。这段时日，陈永贵的思想包袱很重，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思想转变。
1979年3月，中共昔阳县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专程从北京回到昔阳县参加会议。此时，理论务虚会正开着，报纸正公开向学大寨运动进行着批评，陈永贵的心情也沉重到了极点。陈永贵宣布大会开幕后，突然改变会议议程，提议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静默致哀。默哀完毕，陈永贵已是老泪纵横。接着，他又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陈永贵则忍不住失声恸哭起来。
过了良久，陈永贵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才重又回到会议议题上来。他提出昔阳县要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同时又指示要继续抓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尽管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但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公开被否定，他仍被选举为昔阳县县委书记。
被免去在昔阳县的职务
虽说这次党代会上提出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但会后，昔阳县在各地纷纷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大潮中却按兵不动。陈永贵多次要求并亲自组织昔阳县继续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让别人看看。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陈永贵才开始对自留地表态：“我们该放就放嘛，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拳头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但放自留地的原则是多要多给，少要少给，不要不给。”如此表态，放自留地的工作仍然开展不下去。直到1979年8月，县领导们感到不能不落实中央政策，才以集体名义向陈永贵提出要求。常委会在汇报落实自留地政策时，陈永贵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说：“全县其他地方放可以，大寨不放。”意见不统一，只好以常委表决的方式决定自留地是否下放。令陈永贵想不到的是，常委们事先已统一思想，表决时清一色投了赞成票。昔阳县就这样在艰难中做出了开放集贸市场、下放自留地等决定。
陈永贵仍未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这种情况不利于昔阳县工作的开展。1979年5月17日，经山西省委同意，晋中地委免去了陈永贵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同年12月5日又免去其昔阳县委书记、常务委员之职。随后，12月24日至29日，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清算10多年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路线，关闭已久的集市贸易开放了，下放自留地和自留树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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