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戈尔巴乔夫，“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
1月30日，邓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
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的干涉，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却在美国方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在1月26日，美国总统卡特却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生效。《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邓小平对此迅速作出反应。4月19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逐渐酝酿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
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清楚地表述了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
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人长期探索的结果。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未竟之业。早在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曾指着一旁的邓小平等人向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这是他们的事了。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将台湾回归、祖国真正统一，当作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决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统一之梦！
这，就是邓小平后来终生遗憾的由来。
“台湾回归祖国等三大任务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发表元旦讲话。他强调，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去年元旦我讲了三件大事，即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建交和台湾归回祖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去年元旦很有意义，那么今年元旦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因为我们要实现四化还有两个10年。如果在80年代这个10年中我们不能取得显著成就，那么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的目标就会告吹。在80年代中，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还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说明，我们在80年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戈尔巴乔夫，“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
这次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更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5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1984年，是邓小平人生的第80个年头，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此，邓小平再次自信地说：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未竟之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有了以“一国两制”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范例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放弃武力统一祖国的方式呢？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绝不能作此承诺！他的这一考虑，主要是冲着“台独”和外国干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明确地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态度：“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也达成一致。4月13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他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就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的当月，邓小平公开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重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邓小平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彻底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并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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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中午，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席间，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戈尔巴乔夫，“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
1990年9月15日，针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一国两府”的企图，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明确表示：“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还思考着如何才能实现“一国两制”的问题。他告诫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这亚洲“四小龙”。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有年轻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说：“您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微微一笑，谦虚地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大业，就是邓小平没有做完，也来不及做完的事。面对人生遗憾，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年轻人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党和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3年后，他在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提起中国的三大任务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宣布中国80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
为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任务，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九条建议和主张。
两天后的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时，谈到了叶剑英的九条建议和主张。他表示：“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
海峡那边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没有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仍错误地认为与共产党搞统一自己必定“吃亏”。对这种顾虑，邓小平在10月28日会见由会长茅诚司率领的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时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
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遗憾的是，台湾当局还是没有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断然拒绝了叶剑英代表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九条建议和主张。对这点，邓小平早有思想准备。他在1981年11月2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说：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
对于台湾当局背后的势力，邓小平也不客气地指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6月来访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个损伤。
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他们：“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对美国方面，邓小平多次批评说，美国对台政策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1983年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1983年3月，他在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谈话时不满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
鉴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涉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存在，邓小平一再表示：“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他还多次专门对美国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任务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983年6月，当他即将进入80岁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时，在一次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讲话中，他深情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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