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

朱瑞：将军没有看到最后胜利。

有一位将军为我军的炮兵事业耗尽心血，他率领的炮兵部队以猛烈地炮火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然而将军却在战斗打响后不幸牺牲，没有能见证最后的胜利。他就是解放战争期间献身于战场的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朱瑞。 1946年10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

朱瑞，1905年生，江苏宿迁人。早年在徐州、南京读书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1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兵运科负责兵运学习班。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军政治委员、军团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夏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朱瑞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恢复整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时创办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干部。1938年11月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3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夏，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开赴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他重视培训炮兵干部，总结作战经验，提出集中使用、步炮协同、抵近射击等战术原则，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等方面都做出明确规定，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向北宁线奔袭。朱瑞指挥炮兵纵队参加攻克锦州以北国民党军坚固据点义县县城的战斗。10月1日9时30分，炮兵开始实施火力准备。经过1个小时的炮火袭击，将南面和东面城墙炸开3个三四十米宽的大口子，掩护步兵迅速突入城内。战斗即将结束时，朱瑞亲往城南突破口实地查看城墙被炮火破坏的情况，途中不幸触雷（有证据表明当时负责排雷的工兵为叛徒，后为其警卫排长王崇义当场枪决），壮烈牺牲，时年43岁。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为纪念他，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1]

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有26万名官兵血染沙场，为人民解放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级别最高者，是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

他始终站在党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坚持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活动，为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贡献。

1937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赴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处做统战工作，被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长，并担任豫北游击队训练班教官。他又单独创立了华北军政干部 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1939年6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不久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在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结合实际，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的策略，使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共“七大”后，他主动辞去军委副总参谋长之职，承担组建炮兵的重任。1945年夏，他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校长。

日本投降后，朱瑞同志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率领延安炮校迁至东北，准备接收日军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当炮校师生于11月下旬到达沈阳时，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调兵遣将，大举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出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同时，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火炮装备，已全部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内，从而使原来的计划完全落空。面对这一变化，朱瑞同志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除派遣少部分干部到主力部队训练骨干外，其它师生全部分散到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从长春，北到穆陵的广大地区收集武器。在朱瑞和炮校党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种器材，为建立东北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

朱瑞同志预见到，随着武器的收集，我军炮兵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1946年4月，他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队伍”的总方针，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500多名干部分散到东、西、南、北满军区及一纵和总部炮兵旅等单位，对部队进行训练，培养了大批骨干，为东北炮兵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1946年夏季后，由于我军炮兵的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朱瑞同志及时建议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炮兵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东北的我军炮兵是在战争环境下靠收集敌人武器发展起来的，虽已初具规模，但力量分散，编制不统一，武器装备也不配套，甚至一个炮连，就有好几种口径的火炮。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势必影响部队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1946年12月起，朱瑞同志建议军区对现有炮兵部队进行调整，他先后代表军区起草了“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使我军炮兵很快由原来分散状态进入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1946年10月，朱瑞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1945年4月中旬，炮兵学校教员和干部到延安晋见毛主席。毛泽东在接见炮兵学校的干部和教员时，并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将来像种子一样到各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没等到七大开完，郭化若就病倒了。以后，郭化若另有任用，没有再回到他一手创办的延安炮兵学校。^[2]党的七大会议后，军委决定朱瑞接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

延安炮兵学校为我军培训了第一期1000名学员，分配到五个炮兵团担任各级骨干。炮兵学校机关和其他学员。延安炮兵学校被誉为“人民炮兵的摇篮”。

第一期炮兵毕业证是中华民国1934年（1945年）9月发的，毕业证上签名有：校长：朱瑞；政治委员：邱创成；副校长：匡裕民；教育长：李荫南；政治部主任：刘登瀛；训练部长：张志发；校务部长：朱光的印鉴。

延安炮校的一部分人员在解放战争中，因战争需要被派到从事军马事业，并为我军炮兵作战发挥了作用。

炮校是炮兵之母，炮兵是战争之神，军马是炮兵之足。炮兵、炮校、军马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在上个时代，炮兵与军马息息相关、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无论清末载涛在德国学炮、邹作华或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炮兵，还是郭化若、朱瑞留学苏联炮兵等都非常精通军马，擅长军马，器重军马。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为加强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下达第四号命令，决定在牡丹江建立军马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校（由延安炮校转变而来）校长朱瑞在哈尔滨接见郑新潮时说：马与炮不可分割，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军马是炮兵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现在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让你做好思想准备，从事军马工作。当时，由于日军投降后在牡丹江沿线丢弃了大量的重型火炮武器，我军接收后缺乏马匹无法运出来等诸多因素。1947年2月，经朱瑞批准、炮兵党委决定，由原延安炮兵学校教员郑新潮等创建牡丹江军马场，该军马场隶属于东北军区炮校，任命郑新潮为场长，副场长暂时缺位。此后，东北炮校 的教员郑新潮、邵清廉等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开始建立全军第一个军马场。^[3]几年后，依托牡丹江军马场在全国先后扩建了扎兰屯、红山、山丹等我军的十三个军马场，全军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军马事业。后来，几十万匹军马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都发挥了作用。

1951年，郑新潮在军委炮司马政局工作，他参加撰写由朱德主持的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军战史时提出：“炮校是炮兵之母，炮兵是战争之神，军马是炮兵之足”。延安炮兵学校朱瑞校长和郭化若都曾说过：研究和展示炮兵发展史，‘炮校、炮兵、军马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可见朱瑞对军马的器重。

在调整充实过程中，朱瑞同志还从东北战局的发展和需要出发，将现有的火炮、器材重点装备军区直属预备炮兵，同时把预备炮兵及军区山炮以下的全部火力和人员按建制分拨给各纵、师，建立队属炮兵。经过调整，军区建立了四个预备炮团，各纵队有野战炮团或营，各师有山炮营或连，既增强了各纵、师的独立作战能力，又使有限的炮火力量得到集中使用，大大提高了我军攻坚作战的能力。

为了使炮兵能够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朱瑞同志在组织调整的同时，还提出了“苦练一个月，保证打胜仗”的口号，在全军开展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相距数百里，他风尘仆仆，往返巡视于各部队，检查督促训练情况。

1947年1月至4月，我军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炮兵在前一段整顿训练的基础上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战，前后共有多个连队参加了这次战役。为了总结实战经验，朱瑞同志亲自到地方指挥作战。战役结束后，他立即在双城召开第一次炮兵会议，对炮兵一年来的建设和作战经验进行总结。他在总结报告中，根据我军的历史环境、作战特点，结合靠山屯、焦家岭、城子街、德惠等战斗与广大指战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于我军当时战况的战术原则，如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直接瞄准、抵近射击等。

朱瑞同志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我军炮兵的作战能力。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横扫拉(法)吉(林)，攻占梅河口，进取昌图，包围四平，歼敌8万余人，收复县城40多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1948年4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炮兵会议上，朱瑞同志根据我军1947年夏、秋、冬三季攻势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原则，从而使我军炮兵的战斗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进入了一个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攻克敌人一个师设防的中等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其中有些战术原则，直到今天在我军的炮兵建设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出。为保证战争需要，他亲自到后方主持后勤工作。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等五个团，到1948年8月，东北我军已有各种火炮4。700余门，在装备上已占优势，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7月，朱瑞同志参加军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要他留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9月12日，我军包围了义县。义县是锦州北面的屏障，一旦被我攻克，锦州就陷入孤立无援。但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墙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堡和外围小据点，还设了许多障碍，地面上遍布地雷。城内驻有国民党暂编二十师及地方武装1_2万多人。指挥设防这样坚固的攻坚战，这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为了打好这一仗，炮兵在进入阵地前，朱瑞同志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到前沿察看阵地。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近，他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尾随到哪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捏着一把汗，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察看，边指点部署。

9月30日总攻前的一天，他又到各团作战前视察，仔细检查了各个火炮的射向和隐 蔽情况，鼓励指战员为解放全东北立功。

10月1日上午，我军发起总攻。朱瑞同志一声令下，各种口径的火炮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千万发炮弹带着人民复仇的怒火飞向城墙。顷刻之间，城墙就被撕开了一道40多米宽的裂口。朱瑞同志见此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敌军经营多年的工事，随着炮弹爆炸的硝烟飞上了天。我三纵勇士犹如猛虎一般，争先恐后扑向炮兵开拓的突破口，同敌人进行巷战，不到6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这次攻城中，我军第一次使用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国榴弹炮。对于这种火炮的攻坚性能朱瑞同志还不了解，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从指挥所出来，身先士卒向突破口跑去，就在这时不幸触雷牺牲。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有消息说东北遗留的装备无数，去了便可拿到。时任延安炮校校长的朱瑞立即率炮校学员1000多人千里徒步跋涉，于10月下旬赶到沈阳。他将部队分散为小队，到各地搜集散落的武器，一处一处地查找、一件一件地搜集，很快地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前的半年宝贵时间里，共搜集到火炮700门、炮弹50万发，之后以炮校的学员为骨干，组建起10个炮兵团和6个独立炮兵营。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朱瑞任司令员。

1948年7月，朱瑞参加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留他在后方主持工作。但朱瑞坚持要去前线，便向毛泽东请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我在后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解放东北的战役，我应该带着炮兵到前线去。”主席很理解朱瑞的心情，但是主席想到炮兵必然要配署步兵主力部队作战，这样显然降级使用朱瑞。但朱瑞对此并不计较：“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1948年9月12日，炮1、2、3团与其他纵队配合，包围了义县。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垣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面上遍布地雷，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城内驻有装备最新式武器的国民党一个整编师。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要想攻下锦州，必须首先夺取义县。朱瑞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时他将这次炮火攻击义县作为攻锦作战的一次预演。“轰”、“轰”随着几声炮响，敌人的一些重要火力点顷刻之间被摧毁。靠近城门（南门）右侧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子，城墙其他各处霎时也变成颓垣断壁。我炮兵部队小试牛刀，便初有成效。

9月28日，朱瑞突然接到了总部的紧急电报：敌军正从沈阳空运49军至锦州增援，目前已运至两个团，命炮纵迅速封锁锦州机场。此时，炮兵纵队已作好了进攻义县的准备。危机时刻朱瑞从容应对，命令炮1团派出一个营，秘密开进至锦州机场附近，并事先作好攻击准备。此时，敌人的飞机并不知有埋伏，5架飞机正在降落之中。营长瞅准时机一声令下：“开火！”全营10多门火炮同时发威。不一会儿这5架飞机就被打得千疮百孔。当时正在开会的锦州城防司令范汉杰得到我军炸毁了机场、49军已停止了空运的报告后，不由得“啊”了一声。随即他在会上不自觉地谈起了我军炮兵的厉害。

9月底，被我军长时间围困的敌军龟缩在义县的城内，企图凭借大佛寺，负隅顽抗。

10月1日，天还没亮，朱瑞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这时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朱瑞点了点头。

9时30分，朱瑞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强大的炮火将大佛寺屋顶的一个角儿轰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攻击，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也被炮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朱瑞对此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了冲击。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如潮水般退了下去。至15点20分，敌守军一万多人全部被歼。

这时，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对一名警卫战士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下一步攻打锦州心里就更有数了。”这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朱瑞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随着火光一闪，将军轰然倒地……身中几十处弹片的朱瑞再也没有醒过来，时年43岁。

10月3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