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凤县组织策划两当起义始末
2008年10月15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习仲勋同志诞辰95周年。76年前,习仲勋在凤县组织策划的两当起义,是他走上革命生涯的重要开端。
1930年初,年仅17岁的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到驻防在长武县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搞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历程。
1931年冬,该营移防凤县。中共地下党员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吕剑人等同志,随军进入凤县城。他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该营积极开展兵运活动。目的是为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转变为公开的红军武装,壮大红军力量。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严密的组织工作,经省委同意,并在省委特派员、省军委秘书刘林圃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于1932年4月2日午夜12时,趁一营换房到两当县城宿营之机,在甘肃省两当县举行了有名的“两当起义”(又称两当兵变)。
一、潜入敌军内部,开展兵运活动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在1922年至1925年,在榆林就结识了我党陕西地下组织创史人之一的魏野畴同志,并有频繁的往来。在交往中,魏对杨讲述了中国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使杨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认识。从此以后,杨的部队内始终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一些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由于杨有此进步的思想基础,及其倾向共产党,敢于任用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因而从1929年至1931年,中共地下党陕西省委曾先后派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陈策、吕剑人(吕康若)、刘书林、陈云樵等同志到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习仲勋等同志到该营后,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在党小组的领导下,他们遵照省委指示,积极开展兵运活动。
第一、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习仲勋等同志以特务长和其他公开身份作掩护,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散发传单、散发《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和书写张贴标语等方式,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剥削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掠夺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鼓动士兵向长官清算经济、伙食、被服、军械帐,争取实行经济民主,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正确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要进行斗争。只有这样,穷苦人民才能翻身解放,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真正的主人。由于士兵多数是陕西乾县、礼泉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们在大荒之年为了活命而投军的,所以很快接受了革命教育,萌发了革命思想。
第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革命教育,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他们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谨慎细致的工作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发展的党员有左文辉、许天洁、张子敬(张觉)、高瑞岳(高祥生)、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郭立山、吴进才、李裕初、刘世明、石文杰等。该营四个连队,除机枪连因团长曹润华对我党地下活动有所察觉,下令把该连连长李秉荣调走,把士兵分拨至各连,另行组织成立了这个机枪连而无法发展党员外,全营共有党员30多名。 1931年冬后,三个连已有五个排长(一连一排长张子敬,二排长吕剑人;二连一排长高瑞岳;三连一排长许天洁,二排长左文辉)、两个特务长(一连特务长李特生,二连特务长习仲勋)、七个班长(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长彦芳、吴进才、郭立山、张定坤),以及营部文书刘书林都是共产党员。至此,在连队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迅速在连队建立起党的组织,保证兵运工作的顺利开展,于1930年4月间党小组派刘书林(时任营部文书)同志去省委汇报工作,请求省委批准建立党组织的计划和要求。在取得同意后,立即在该营一、二、三连建立起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成立营党委,李秉荣同志任营党委书记。1930年冬,李特生继任营党委书记。1931年至1932年由习仲勋任营党委书记。
第三、结识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地点。党组织建立后,为了了解和掌握地方情况,便于开展工作,习仲勋同志就设法于地方有关单位接触,结识进步人士。该营司务长阎鸿章与凤州城内东门里文昌宫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字希贤)关系甚好,习通过阎认识了此人。当时同刘相识的还有刘书林、排长张秋臣。习仲勋等与刘相识后,彼此经常往来,相互交谈,关系甚好。在多次接触和闲谈交往中,习仲勋掌握了地方上的许多情况,并发现刘的思想比较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于是,就同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结为“金兰”弟兄,拍了纪念照。从此,习仲勋就以刘家(独院,不易被发现)为秘密集会地点,经常召集地下党员在这里开会,研究革命工作,开展兵运活动。同时还以打猎、游玩作掩护,经常在凤州城外的南歧山、猴石山和张果老洞等地集会,交谈情况,布置工作。
第四、整顿军纪,维护群众利益。该营系杨虎城收编的甄士仁的土匪部队,军纪很差。习仲勋等到该营开展工作后,为了把这只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处处注意严肃军纪,发现士兵抢拿老百姓的东西时,就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曾有一次有几个士兵在凤州城外以东来家坪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反遭痛打。气愤之下,农民进城伸冤求救。习仲勋知道后,立即建议并取得营长王德修的同意,派人抓回了这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这件事教育了全营士兵,使该营的军纪大有好转。习仲勋不仅注重本部队的军风军纪,而且对其他过往部队军纪不严的也进行强烈干预。陕西军阀、伪军司令顾鼎新,因川军北犯奉令由关中调往汉中,途径凤州。该军沿途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凤州百姓听说后惊恐不安,四处躲藏。习仲勋闻讯便召集会议,商议对策,连夜书写和张贴了“打到奸淫、掳掠的顾司令!”“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光!”“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等许多标语。顾鼎新到此一见,大吃一惊,为了顾其面子,又怕惹出事非,便下令不准士兵在此胡闹,并派清查队日夜纠查,因而使当地群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习仲勋对地方恶霸欺压百姓之事也非常痛恨。一次一个靠卖菜为生的李老汉,把新产的莴笋背到凤州街上卖,被当地恶霸龙文明看见,依仗他有钱有势,强抢不给钱,李老汉不给,龙便用敲诈手段逼李老汉交出十块大洋的税款。李老汉无大洋可交,百般焦急失声痛哭。习仲勋知道此事后对李老汉说:“不要给他钱,有事我担着。”隔日龙文明派人来收税,李老汉不交,来人就要抓人。习仲勋以军人的身份出面阻止了。从而,灭了恶霸的威风,维护了群众的利益。经过积极慎密的兵运活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施兵变计划做了一定准备,奠定了基础。
二、两当起义的经过
1932年初,当举行兵变条件基本成熟时,传闻该营要开往甘肃徽县和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区去,怕生活艰苦,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计划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并急派地下党员、营部文书刘书林前去西安向省委第二次汇报此事,征得省委同意,并接指示兵变后将部队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随后,省委即派省军委秘书刘林圃同志为特派员,由交通员张克勤作向导来到凤县。当晚在双石铺(现凤县县城)丰禾山庙内召开了营党委会议。会议决定:(一)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二)兵变的时间、地点,在两当县城宿营时,于午夜十二时举行;(三)确定了兵变的打算和部队番号,并由刘林圃同志负责摸清兵变后的行军路线;(四)根据省委指示,兵变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全面领导。为了刘林圃同志的安全,营党委决定让他就在此庙内隐藏住宿。几天后,团部果然下令,让一营开往徽县和二营换防。1932年4月1日拂晓,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同志在营党委的安排下,找机会插入到部队行列中,并随军前行。
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党员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习仲勋简要向大家介绍了刘林圃同志,并向大家讲明了开会的意图。接着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和兵变的重大意义,并对晚上兵变行动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具体行动方案为:(一)推选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二)兵变决定在午夜十二点举行,由许天洁准时鸣枪为号;(三)各连先将反动的连长处决,排长中不是党员的下枪带上走;(四)决定由吕剑人负责一连并收缴机枪连的枪械,二连一排长高瑞岳带领全排士兵去营部解决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领本排战士分别把守东、西两城门;(五)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集合。
午夜十二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孤城两当的夜空,“两当兵变”打响了。各连起义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起义的枪声惊动了机枪连,该连代理连长大声问:“什么事?”吕剑人即刻回答:“有情况,你来”,当他还没走到吕的跟前,就被吕身后的一名战士击毙了。此时,吕剑人率一连战士和机枪连对峙起来,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由于机枪连顽固抵抗,始终未能解除武装。同时,左文辉、张子敬等带领各排坚守东、西两城门。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营长王德修,因王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早已逃跑。兵变战斗到此已是鸡叫头遍,起义的一营三个步兵连二百多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刘林圃同志简要的向起义战士讲了话,他说;“我们起义哗变是为了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大家愿不愿意?”战士们一致高喊“愿意”。随之部队连夜北上,沿广厢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兵变后的第二天拂晓,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吃饭休息。在此营党委开会研究了部队整编事宜:(一)决定由刘林圃代表省委给起义战士讲话,鼓舞士气;(二)宣布起义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三)选举许天洁为作战总指挥、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政委;(四)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五)各连提升几名班长为排长。经过整编后的一只新生革命武装力量,在当日下午,按照刘林圃同志指定的行军路线,从太阳寺又向北继续进发。部队行军大约一个星期,到达宝鸡县(现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渡过渭河,通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陇边境进入陇县的八度、娘娘庙(即东风镇),继而又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花花庙。在沿途小镇与国民党民团匪军作战多次,均取胜利。行至甘肃省灵台县,在页岭和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他们卡住山路,截住起义部队的去路,进攻多次未能成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入麟游县以北的催木。指挥部召开会议,针对当时的处境决定:(一)派吕剑人和刘林圃前往乾县(因吕是乾县人),通过地方私人关系,看能否把部队带到乾县后再做决定;(二)派习仲勋、左文辉去西兰公路一线侦察有无敌军;(三)由许天洁、李特生负责把部队带到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处岳御寺休整。不料,当部队向岳御寺进发时,因道路不熟,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匪军突然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弹药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伤亡严重,失去战斗力。再者战士多是乾县、礼泉人,思想情绪严重,士气减弱,部队溃散。原计划未能实现。
“两当起义”使国民党军队的二百多名官兵变成了工农红军,是一个不小的胜利。虽然由于环境险恶,兵力悬殊,兵变未能取得胜利,但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播下了革命火种,显示了我党地下组织生气勃勃的战斗力。那些坚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更坚定了信心,吸取了教训,积极勇敢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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