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两当兵变是1932年4月2日由习仲勋等人在甘肃省两当县组织和发动的军事暴动,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领导下唯一在西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武装兵变。1929年到1930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秘密派遣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三人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该部驻防地是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县、徽县。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吕剑人、许天洁等人趁部队换防时,在两当组织和发动了“两当兵变”,共200余人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后支队在永寿岳御寺被土匪王结子包围并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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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193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中共党组织派出党员秘密去十七路军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习仲勋开始了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进入该营后,习仲勋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
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他们还在该营积极发展党员,扩建组织。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
经过
1931年秋、冬,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决定伺机而动。
第二年春天,习仲勋组织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决定举行兵变,同时研究了兵变的具体事宜。
4月2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起义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
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
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同时,这种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两当兵变”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其目的是为了壮大陕北红军的力量,开展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两当兵变”在分化国民党统治力量、鼓舞中共革命势力,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两当兵变”成功的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两当兵变”震惊了陕甘国民党当局,他们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同时,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的斗争。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人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其次,“两当兵变”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提供了丰富经验。最后,“两当兵变”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两当兵变”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革命斗志,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两当兵变”也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编辑本段纪念意义
兵变遗址
1980年1月,兵变旧址被两当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被县委、县政府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过两当县的努力,兵变旧址分别于2004年、2006年被确立为市、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6年以后,两当县结合城市建设实际,又在市政广场广香苑(城市公园)分别修建了两当兵变纪念碑和纪念墙,进一步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2007年11月,该县县委成立了两当兵变暨红军长征在两当党史资料编纂办公室,进一步挖掘研究和整理党史资料,征集珍贵革命文物保护单位20多处,并组织编纂《红色两当》一书。
两当兵变纪念馆
2008年,经过甘肃省人代会提案,兵变纪念馆获准修建,两当县多方筹资400多万元,两当兵变纪念馆得以建成,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2009年5月,中宣部公布两当兵变旧址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年,两当县被中宣部等4部委列为第二期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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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平:“两当兵变”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军事斗争行动
两当兵变体现了革命前辈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我的父亲习仲勋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陕西渭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12岁入团,14岁在狱中入党,因年纪小投身革命,被当地群众称为“都村三杰”之一。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他,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巨大危险,受党组织委派,到陕西长武县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他机警干练,讲究策略,同先期进入这支部队的其他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后担任营党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1932年4月2日,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在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协助下,营党委果断决策,在甘肃两当县发动武装兵变,并将兵变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他任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千里转战,计划与刘志丹部会合。但在东进途中,遭敌重重围堵,多次激战,损失严重,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此后的几十年当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两当兵变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其意义深远。
两当兵变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动的一次军事斗争行动。以此为起点,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这些兵变部队有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有的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有的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集结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当兵变积累了陕甘军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正是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也是我父亲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以这次事件为标志,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中,父亲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梁的荔园堡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武装斗争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子,实行“狡兔三窟”的战术,三大游击区相互依托,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和守退兼备的生存发展方式;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贺龙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转战西北战场,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