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三个儿女的悲情跨国婚姻[高清组图

时间：2013-09-24 12:36:36 作者：

刘少奇和何葆珍烈士的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儿女都在异国他乡“莫言花重舟将没，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坠入爱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层政治的制约，是作为一国政党领袖的子女，给他们的私生活带来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刘少奇给三个儿女带来的，却是这样鲜为人知的跨国婚姻的悲惨结局。

图为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在苏联

长子刘允斌与玛拉-费拉托娃悲情婚姻

刘允斌，也许他是留苏归国的核专家，趋于保密不为人知；如果说他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烈士何葆贞所生的长子，或许能让人简略知悉，然而，要说对于刘允斌的苦难人生，而又惨死在文革之中，恐怕更是鲜为人知。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同时他们害怕受刘少奇的牵连被抓去杀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少年时代刘允斌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刘允斌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他们同样都是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各国领导人经常到儿童院来看望这些儿童。刘少奇、周恩来等去苏联的时候也去看望他们。

伊万诺沃的冬天寒冷异常，在中国南方苦水里长大的刘允斌，以坚忍不拔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战胜严寒，聚精会神地学习文化知识。刘允斌学习就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刘允斌刻苦钻研的精神、尊师重教的品质、宽厚待人的作风、奋发上进的毅力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信任与敬重。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装甲车长驱直入，在攻打明斯克市时，德军抓走了20多名正在这里度假的孩子，其中就有朱德的女儿朱敏。儿童院大为震惊，动员大家参军，不少西欧国家来的大孩子穿上了军装，开赴前线。刘允斌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有批准。他就变着法儿要求献血，可是苏联规定，不准在国际儿童院采集血浆，刘允斌硬磨软缠，最后献了血。

刘允斌表现突出，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刘允斌加入共青团，担任国际儿童院团组织负责人。

刘允斌在苏联共青团大会上

德寇入侵苏联，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内供应严重短缺，儿童院的孩子也被动员去拣废铁，女孩子则参加缝纫组做手套、缝军衣、斗篷。刘允斌和毛岸英等还去军工厂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战争时期，儿童院的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冬天室外温度零下30℃，室内没有暖气，只能敲冰洗脸，还经常挨饿，人人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刘允斌比父亲矮了半个头，就因为在战争岁月中经常饿肚子，影响了生长发育。幸亏儿童院中有几个好心的老师，介绍他们加入了苏联籍。刘允斌就利用苏联籍的身份，给出版社抄稿件，增加些收入，改善生活。

1942年11月19日，苏联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节节败退。到1943年11月，希特勒的军队全部撤出苏联。但是卫国战争胜利对国际儿童院并未带来半点好处，反而每况愈下。因为这一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儿童院成了无娘的孩子。新来的院长只是象征性的，根本不管学生能否吃饱，忍饥受饿是经常的事。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光荣地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以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乖乖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以后，苏联千方百计搜罗参加过德国原子弹研制的专家、图纸、仪器设备，抢先弄回国内，开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专业，非苏联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关心时政的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并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观察和思索中，刘允斌认识到：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可又进不了这个专业学习，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大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搞核研究。

1947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成立了一个中国同乡会。由于刘允斌学习成绩好，工作积极，任劳任怨，肯为大家服务，更重要的是他有相当强的组织才能，因此威信很高，被选为同乡会会长。他接任以后，就组织留学生们学习国内时事。由于大家长期身处国外，中文水平很低，他就把国内寄来的学习资料翻译成俄文，每逢节假日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开联欢会、座谈会，唱歌跳舞，交流学习心得，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955年，攻读莫斯科大学核物理学的研究生刘允斌毕业了，获副博士学位。

跨国婚姻的悲剧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道堪称小康。

图为刘允斌与妻子玛拉-费拉托娃及两个孩子的合影。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考虑到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将来自己是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

他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快来了回信，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就这样，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感到不适应，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都容易学、容易改变。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玛拉成天听着汉语，犹如坠人云里雾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谈何容易。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两人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体贴妻子、喜欢小孩、抢着干家务，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苏联女同学都对他们羡慕不已，希望将来也能找到一个像刘允斌这样的爱人。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苏联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欣赏刘允斌的学识和才能，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一位官员甚至把刘允斌和玛拉请到家中作客，席间真情地劝说：“留下来吧!克林姆(刘允斌的昵称)你虽然是中国血统，我们也很理解你的爱国热情，但你毕竟是我们苏联培养起来的，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你在这里有你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还有你美丽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难道你真的要舍弃这一切而去吗?我知道你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了，但那只是些理论之争，丝毫也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

那位官员真的动了感情，眼睛都润湿了。

刘允斌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那位领导人默然了。

玛拉彻底失望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后你会后悔的。”

1957年10月，刘允斌还是别妻离子回国了。

这之后，刘允斌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此后玛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里住着，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补充家中开销。刘允斌每次回到玛拉和子女身边，只有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同时也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他只好把对妻子和之女的爱和思念全身心地倾注在工作上，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无奈中苏关系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系了，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960年，刘少奇出访苏联时，在莫斯科和孙子阿廖沙、孙女索尼娅以及儿媳玛拉合影。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赴苏联访问。虽然在苏联的时间不长，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相见，依然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寻求帮助。” 刘少奇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责任不在儿子和儿媳身上。

回国献身核弹

1957年10月，冲破重重阻力的刘允斌，背着简单的行李，毅然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　　

银灰色的中国民航客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32岁的刘允斌急步走下舷梯，热情地同前来欢迎他的人们握手、寒暄，然后登车驶向中南海。

中南海一座平房的门口，清瘦挺拔的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早已站在那儿。当轿车戛然停在刘少奇眼前，一声“爸爸”的亲切呼唤从窗口传来。喜不自禁的刘少奇走近车门，刘允斌从车门伸出的仍带着北方寒意的手紧紧地与父亲温暖的手握在一起：“允斌，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爸爸，你好！”刘允斌激动而兴奋地回答。刘少奇久久凝望着眼前身材挺拔、脸部线条分明、目光柔和清澈的儿子，过了好一阵，才把弟弟妹妹们介绍给大哥哥认识。父子、兄弟姊妹说说笑笑地走进屋里。

　　回到北京的几天，刘允斌参观了故宫、长城、颐和园、圆明园，他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废墟上久久徘徊、深思。

在父亲住处的书房，刘允斌阅读了能找到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割地、赔款、乞和……历历在目，令人不寒而栗。他又翻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资料，赫然跳进眼帘的是：1950年，美国轮船“加利福尼亚金熊号”肆意撞沉中国“新安号”货轮，70名中国人遇难；1950年至1954年，美国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击毁中国巡逻飞机、扫射中国居民；1955年8月，中国代表团被日本阻止在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门外；毛泽东发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的感叹，刘允斌读不下去了，他对父亲说：“我要立刻开始工作！”

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很快，刘允斌安排在距北京50多公里郊县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四0一所工作。在那里的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沿着宿舍――食堂――研究室路段匆匆而行。食堂的师傅们注意到，他常常一次买足一天的饭菜，钻进研究室就不再露面。围棋桌前、乒乓室里、运动场上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周围的人发现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不整了……后来，人们终于打听到：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在热核材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对中国核能研究有突出贡献，获得国家授予的副研究员技术职称，是中国年轻的核专家。众人惊赞：“主席之子如此艰苦奋斗，难得，难得！”

刘允斌在四0一所工作时间渐长，人们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莫斯科，那里有他的同学、老师、同事、朋友和家人。他热爱他的苏联妻子和孩子，热爱哺育和培养了他的那座城市和那里的人民。他知道那里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自己贫苦的祖国要好得多，在那里工作可能会做出非常突出的成绩。可是，在颇为赏识刘允斌才华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用优厚待遇和条件挽留他时，刘允斌却说：“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你们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你是会理解的。”

　　1957年，原子能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2.5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事业在艰难中起步、拓展、前进！作为核专家的刘允斌，为中国的核能研究、核工业的起步奉献了智慧与辛劳。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老大哥”对不驯服的“弟弟”釜底抽薪了，怎么办？周恩来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核研究院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院）合一，用最快时间拿出原子弹，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刘允斌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双磨破了的翻毛皮鞋也舍不得丢掉；一件蓝上装日夜不离身，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在苏联担任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刘允斌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就是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妙秀，上海人，与刘允斌一样是留苏学生，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李妙秀生第一个孩子时，为了不影响刘允斌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去。生第二个孩子时，正值刘允斌科研紧张之时，他抽空买了大堆营养品回家，拜托护理人员照顾产妇，亲了亲宝贝，安慰妻子几句，然后就匆匆赶回厂，钻进了实验室。李妙秀自己也是干这一行的，她知道刘允斌离不开实验室，所以很理解丈夫。

　　1961年，原子能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入中国核燃料元件厂，刘允斌所在的原子能四0一所元件工艺室并入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刘允斌奉调前往中国西部二0二厂组建第二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0二厂位于横亘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大山脉中，一条僻静的公路连接山外。1962年隆冬，一辆轿车载着年轻的刘允斌一路颠簸来到这里。不久，他被上级任命为第二研究室主任，即同其他负责人一起，全身心投入研究和组织工作，研究室工作步入正轨。刘允斌对原工程方案深入研究后，与汪德熙教授等人提出了新方案。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我国的核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这么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这套以老带新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新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刘允斌终日忙碌、头发蓬乱，一双磨掉了毛的翻毛皮鞋穿在脚上就没脱下来过，一件蓝布上衣伴随他度过春夏秋冬。日常生活随便、自然，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除要事外，他很少乘轿车去厂区上班，总是背着装有饭盒的黑色书包同普通工人一起匆匆行走在崎岖的厂道上。新春和假日，他常把单身的科研人员和老工人请到家中做客，与他们交流思想、增进感情。刘允斌的烟瘾较大，每当他抽烟时必呼周围的“烟民”：“来来来，发烟啦！”在生活上大大咧咧的刘允斌，在工作上却一丝不苟。科研攻关时，在研究室里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打些饭；困了，盖上大衣躺在办公室里睡。

1962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刘允斌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设立物理化学、工艺试验、理论计算、分析研究四个组。遗憾的是科研人员奇缺，刘允斌四处物色人才，李妙秀这时也来到包头，在三室担任分主任。由于刘允斌独特的用人方法，工作人员很快就配齐了，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戈壁滩腾腾升起。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强烈的冲击波撼动整个世界！喜讯传来，刘允斌全身热血沸腾，纵情欢呼：“爆炸了，中国人研制的原子弹终于成功了！”他和所有参加核研究、核试验的科研工程技术员、工人群众一起，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间蕴含了刘允斌的智慧与奉献、奋斗与牺牲、欢欣与艰苦、失败与成功。他同时还十分理智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颗原子弹，而是一个大国的尊严和荣耀，是国家在世界上的平等与地位。

残酷批斗惨遭厄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允斌被下放劳动。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他诚心诚意地接受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生活在已变“修”的国家，也许自己真是沾染上意想不到的需要改造更新的东西，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大业永不变色，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认真地参加劳动。打扫卫生时，每个角落、每个垃圾点一帚一帚地清扫、一锹一锹地清除。掏挖污水沟时别人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干个不停。搬砖时手皮磨破了，找块旧布包好继续干……

　　越来越消瘦的刘允斌拚命干活，常常累倒在工地上。监督他劳动的工人冬天里穿着单鞋，他从家里拿来新棉鞋递上……尽管这样，周围的人还是渐渐疏远他、回避他。沉默的刘允斌尽量少与别人接触、说话。工休时独自躲到一边，在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心情十分烦闷时，就将工作服遮在脸上，时而拉开衣角凝视着天空发呆。

　　当他劳动一天后回到家里时，憔悴疲惫的妻子迎上来，刘允斌心里涌起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彷徨。但他强咽下苦痛，装出笑脸宽慰妻子：“我相信，相信这一切会过去的，误会定能解除！”

　　形势的发展，远非如刘允斌想象的。刘允斌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属国家机密单位，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能乱，责令其造反派头头赴京汇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民族和国家已陷入疯狂的混乱中，二0二厂这个孤岛也不能幸免。随着运动的推进，全国各地各种报纸载文诬蔑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刘少奇倒台了，刘允斌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遇皮肉之苦、忍受人格侮辱……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无理无穷的质问，刘允斌只能忍受，强咽苦水；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在这时候无理可讲，不值得讲。辱骂、唾沫、拳脚、棍棒终日纠缠、相伴。他明白在北京的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的处境不会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难；几个弟妹也难免和自己同样的遭遇。

　　这天，又一次挨了批斗的刘允斌步履踉跄地回到家里，妻子拥抱着满脸伤痕、浑身血污的丈夫不禁失声痛哭：“允斌，那些人为什么要如此摧残你？你……”泣不成声的李妙秀为丈夫擦去血迹，抚摸着伤痕，极度痛苦。“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忍着疼痛的丈夫挤出一丝笑容，噙着泪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句吗？”两人轻轻吟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李妙秀哽咽着、重复着，把痛苦和希望寄托在美好的诗句中。凝视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刘允斌感到阴郁的心间忽然射进一丝阳光，淌着鲜血的心灵得到一点慰籍，绷紧的神经顿感放松！

不几天，刘允斌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强行推上汽车，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包头市区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与刘允斌关系不错的几个人都被关押批斗，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那些曾经常登门求助他帮过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在刘允斌夫妇患难的日子里，只有保姆王奶奶和王爷爷一直陪伴着他们。老俩口没有文化，在山东淄博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每当来人调查刘允斌家里的材料时，老俩口就说：“不知道，我们是看孩子做饭的！”后来，造反派说：“走资派还要什么保姆，简直是剥削贫下中农！”随后，老俩口被赶出刘允斌的家门。临走时老俩口说：“我们什么都不怕，两个孩子我们带上吧。”刘允斌夫妇欣然同意。于是，王奶奶王爷爷带着刘允斌夫妇的两个小男孩，住到了在这个工厂工作的儿子的家里。面对如此现实，刘允斌的心彻底碎了！

　　1967年11月21日，风雪之夜，刘允斌拖着饱受摧残的身子回到家，李妙秀迎上来，拂去丈夫浑身的雪片。看着新伤旧痕累累、被凌辱受践踏的丈夫，作为妻子却无力排忧解难，她痛苦的眼泪似决堤的洪水，肝肠欲断、心如刀绞……

　　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对妻子说：“我来到世界上的42年，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不起的是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罪，你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我就无憾了……”刘允斌的话格外多，李妙秀以为是他对过分痛苦的吐露和渲泄。夫妻俩回忆前天、昨天、寄托明天，谈得很多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从墙壁缝隙吹进的寒风惊醒了李妙秀。发现丈夫不在家，感到不妙的她急忙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四处寻找……天亮了，人们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发现了刘允斌的遗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核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2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造反派在他诸多罪名中又加进一条罪名：“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沉冤昭雪终显清白

　　1978年的一天，刘允斌的遗像挂在二○二厂俱乐部舞台的幕布上，为刘允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强加在刘允斌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全部推到了，悼词充分肯定了刘允斌为我国核研究和核工业所做出的贡献。哀乐如诉如泣，人们鞠躬致哀，纷纷为失去一位年轻的核专家而深感痛惜。一旁，刘允斌的妻子李妙秀悲泪满面，呜咽不已……

刘允斌苏联的子女今何在?

刘允斌和玛拉所生的女儿索尼娅是一位诗人，她早年移居美国，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活安逸幸福。

刘允斌和玛拉所生的儿子阿廖沙，留着俄罗斯式的小胡子，穿着西装，五官中依稀能够看出刘少奇的影子。

　刘少奇长孙阿廖沙在广州

中苏交恶后，克格勃监视阿廖沙一家。“姐姐索尼娅经常遭到克格勃监视”阿廖沙说：“母亲为了我们安全，立刻躲到老家。在上学期间，我也改为跟母亲姓，这样才能躲避克格勃监视。”

阿廖沙，从此隐姓埋名，发奋学习。他聪明伶俐，门门功课的成绩都很优秀，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前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成为一名军人。在国家航天指挥中心这个高度保密的单位里，阿廖沙从事着前苏联国防的尖端科技研究，由于工作出色还多次获得国家奖章。退役前，阿廖沙是指挥中心的俄罗斯航天专家。

阿廖沙见到爷爷刘少奇，还是1960年，刘少奇访问莫斯科。那年，阿廖沙才5岁，爷爷带他坐黑色大轿车，让年少的阿廖沙无比自豪。时隔20多年，刘少奇究竟留给长孙什么印象？阿廖沙的印象比较模煳，记得的恐怕就是爷爷不仅送给他小礼物，还带他坐黑色大轿车。余下的，就是自己和与爷爷刘少奇的合影照片。

　 1960年，刘少奇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时和阿廖沙合影。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和后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奈中苏两国关系长期未能解冻，阿廖沙不想透露有刘少奇这个伟大的祖父，当时认识他的好友，都不知道他有个中国爷爷刘少奇。阿廖沙与爷爷、父亲的消息隔绝20年，也不敢和北京亲人取得联系，更不能回中国寻亲。

1987年，阿廖沙的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来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联系上了。

九十年代初，刘爱琴和丈夫去莫斯科看望嫂子玛拉和侄儿阿廖沙，刘爱琴夫妇住在嫂子家里。刘爱琴夫妇不仅见到了嫂子，还见到了侄儿阿廖沙和侄媳妇冬尼娅及他们的儿子女儿。阿廖沙和冬尼娅的女儿十分可爱，当年才11岁。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刘丽达，俄文名字叫马加丽达.费多托娃。祖母玛拉为了让孙女躲避克格勃监视，将姓改为自己做姑娘时娘家的姓“费多托娃”。现在，刘丽达已是身材娇小，眉目清秀的“俄罗斯”姑娘。她同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也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她是学地质专业。大学毕业后，2007年，刘丽达来到广州。刚到广州的时候，刘丽达只会说“你好”、“谢谢”等简单的中文词汇。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掌握中文。在广州期间，她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不做，专心学习汉语。一年下来，她已能够非常流利地说汉语。刘丽达后来来到中国一家电视媒体做了一年的主持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她希望这样的旅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的孙女刘丽达，在莫斯科的家中看书。(摄影赵丹文)

现在，刘丽达在莫斯科供职于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盟，她的工作与中国的联系很多。她的父母、哥哥都在中国，莫斯科的家中只有她了。

刘丽达说，虽然没有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刘丽达对刘少奇一直心怀敬仰。她说，她知道很多刘少奇光辉的革命业绩，也广泛涉猎介绍刘少奇生平和革命生涯的俄文书籍。在她的心目中，刘少奇是一位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

阿廖沙和姑姑刘爱琴联系上之后，从此他便产生回中国去看看的想法。1990年，阿廖沙的妈妈玛拉因心脏病去世，他这种想法便更加强烈。

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方向阿廖沙发出了请他参与的邀请函。可这封邀请函却被俄有关部门扣留了。原因是阿廖沙在国家机密单位做了20多年职业军人，按照规定是不能出国的，必须要等到退役3年后才可以。

2000年，冬尼娅带着子女，先于阿廖沙到中国，与王光美奶奶和叔叔、姑姑等团聚。冬尼娅非常喜欢中国，回莫斯科之后，就和丈夫加紧学习中文，熟悉汉语。

在王光美帮助下，阿廖沙终于在2003年4月首次回到中国。阿廖沙说，当他第一次到中国驻俄大使馆办理签证，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时，那个接待人员竟然惊讶万分。工作人员把他的护照拿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并告知，他们核实过了，确实是事实。

阿廖沙与妻子冬尼娅在莫斯科家中合影

办齐手续、获准出国以后，阿廖沙和妻子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百感交集地见了面，王光美也是心潮澎湃:想不到事隔40多年以后见到了这个在苏联的亲人——刘允斌的儿子、自己的孙子，怎么不让她激动万分呢?刘少奇和刘允斌父子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阿廖沙的归来含笑九泉的。

　　在王光美帮助下，阿廖沙拿到了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了这个证件，他从此可以经常来中国“走亲戚”。

阿廖沙现在在广州工作，他是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盟驻中国代表处的主任，阿廖沙和冬尼娅及儿子都住在广州。在美国的姐姐索尼娅也多次到中国来，探望曾祖父刘少奇一家，非常亲近。

　　阿廖沙说“光美是伟大的奶奶，从事慈善事业也是伟大的，虽然我们不是她亲生的孙子，但是她对我们一家非常好，跟自己孙子一样。我第一次见到光美奶奶是在2003年刘少奇诞辰105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她就把所有能聚拢的亲戚介绍给我认识，让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阿廖沙曾给王光美奶奶写信，说“我的根在中国，我永远是刘氏家族的一员。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

　　阿廖沙说，到中国之后，从母亲和相关资料中了解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根本是两个样，而他周围的朋友也一样，对中国非常不了解，“作为中俄混血儿，我会比普通中国人更了解俄罗斯，比普通俄罗斯人更了解中国，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点‘优势’，当中俄民间友谊大使，尽量帮助更多的俄罗斯朋友，了解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等，建立中俄老百姓之间更深厚的友谊。”

　　阿廖沙说，他从俄罗斯航天部门退役后，与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了，因为他的太太懂医学，所以他希望能把中医“移植”到俄罗斯，并打算在俄罗斯开一个中医院，将中国医术带到俄罗斯， “在俄罗斯那边用中医解决西医解决不了的一些病痛，这也是一种善行。”

阿廖沙在广州参加王光美生平事迹画展

“俄罗斯、中国航天技术很难比较”，阿廖沙说，中国在没有别人帮助下送太空人遨游太空，非常了不起。俄罗斯在航天技术上非常有经验，两国需要解决的地方不同，但很难说谁好谁坏。”

阿廖沙说“我非常喜欢广州，来广州的次数越多，就越喜欢。广州高楼大厦日新月异，树木常年都是绿色，气候暖和，比起冰天雪地的俄罗斯来说，非常好。”

来到广州后，阿廖沙通常住在弟弟刘敏的家。游玩后的阿廖沙说，“广州的白云山、动物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都是非常好的景点。”阿廖沙还表示，“我愿意长期居住在广州，由于工作、家人等关系，我希望一半时间住在美丽的广州，一半时间住在俄罗斯。”

刘爱琴爱情经历悲惨遭遇

刘爱琴，1972年出生，刘爱琴同哥哥一起去了苏联，就学于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因为这些国度的共产党，都处在与当政者对峙的状态，党的领袖们生活动荡，性命堪虞，更无法抚养照顾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

但是，两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在恋爱期间，似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家庭背景。刘少奇到苏联开会时，刘爱琴拿了刊登有刘少奇照片的报纸对未婚夫说：这就是我父亲，我们应该去见他。当时那位西班牙青年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然而，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刘少奇对女儿的婚姻选择同样不满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外国人的妻子，当然也不喜欢费尔南多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刘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了。正好这时刘少奇去苏联访问，他要把女儿带回国，哪怕是已经有了儿子。刘爱琴是个天生性格柔顺的姑娘，不敢违抗父命，祗是希望由自己的丈夫也能随她一起到中国，她的丈夫也表示愿意这样做，但遭到了刘少奇的无情拒绝。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刘爱琴无奈，祗好带着她和西班牙青年的爱情结晶离开了丈夫，爱琴对丈夫的惟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在这件事情里，也许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同在苏联学习的刘允斌（左四）刘爱琴（左一）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左三）合影。
刘爱琴回国后经过争取，父亲又同意她在人民大学毕业后回到苏联工作了一段时间。六十年代初，她回北京探亲，没想到父亲对她说：中苏关系恶化了，你不能再回苏联工作了。刘爱琴不愿意，哭闹着要回去，父亲坚持不准，刘爱琴一怒之下把护照摔在父亲身上。

事隔六、七年以后，刘爱琴只好同意嫁给了一个“政治条件非常好”，但相貌丑陋的男人。婚后她生了三个孩子。刘少奇倒台后，那个“政治条件好”的男人带着三个孩子离她而去。

一九五八年，刘爱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下放到了内蒙古草原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文革”中，刘爱琴没有像她的几个异母弟妹一样进共产党正式的监狱，但也一度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在边陲地区的政治风暴不如北京严酷，刘爱琴才得以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对子女的严厉有时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刘少奇平反后，刘爱琴先是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后调回北京，在中国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授。

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刘爱琴久久立在父亲的遗像前发痴。与会者描述说：“她当时已是满脸皱纹，身体瘦弱而且有些驼背，看上去比王光美还要大十岁。”

“文革”中的落难当然可以记在毛泽东的账上，但她一生中的种种坎坷，尤其是爱情经历的不幸，说到底还是他那专横而不近情理的父亲一手造成的。

刘允若的悲情跨国婚姻和他的悲惨人生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理解刘少奇当时的行为，他对次子刘允若的残酷已违背了他作为父亲该有的人性，即使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或者“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

1950年7月，刘少奇同儿子刘允若在北京玉泉山留影
一九五四年，他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无线电仪表专业。本来，刘允若爱好新闻和文学写作，这方面的基础也比较扎实，但党的需要却让他选择工科。

因而他一直没有学习热情，与同学的关系也处得很不融洽，闹着要留级或转系，以达到改学自已喜爱的专业和再不必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目的。刘少奇为此先后几次写信给他，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指示中共驻苏大使馆对他严加约束。

后来，刘允若被迫回心转意，并和苏联姑娘相爱。异国情侣筹备结婚时，未毕业的刘允若接到了让他回国的通知，是刘少奇下达的。刘允若以为只是让他回国休假，回到北京才知道上当了。

爱情把他折磨得像个疯子，他既不像刘允斌那样能自我克制，也不像姊姊那样软弱，想尽一切办法要重返苏联。有一次，刘少奇到苏联访问，他吵闹着要一起去，结果刘少奇出发时，家里人谁也不能到机场送行，“陪”他在家。

刘允若无数次努力都失败了，就连给那位苏联姑娘写信也遭到禁止。他痛苦到了极点，狂喊道：“你们既不让我活，就把我拉到刑场上绞死吧。喔，想起来了，还不如一发子弹打死我算了！不管在哪，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活着也就毫无所成，还不如死掉好。”

为了刘允若的事，刘少奇和王光美几次找他所在的七机部某研究所，研究如何帮助、挽救刘允若的“专案”。刘少奇甚至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及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希望得到党的帮助。

于是，由领导部门出面，给刘允若介绍了几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性，但都未曾打动他。后来，王光美发现刘允若看过电影《五朵金花》后对女主角杨丽坤颇有好感，于是立刻差专人到云南昆明征询杨氏的意见，没想到这位女演员对当国家主席的儿媳妇没有兴趣，声称已有了男朋友。

刘允若不仅在爱情上有独立执著的追求，思想上也追求西方。他不学毛泽东的著作，爱读俄国小说。在家里，他常常愤愤不平地对弟妹们说：“在中国没有自由”；“中国人都在瞪着眼撒谎，特别是政治家，都是专门制造谎言的”；“在中国没法取得成果，没有发展，这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刘允若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叛逆者。刘少奇当作七机部领导指责刘允若“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右派。他在本质上是反对他父亲，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刘少奇甚至还专门给党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处理刘允若。

刘少奇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等于是葬送了儿子的一生。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并下达处理指示：一，对他必须严加管束，应该让他下放劳动。现在没有必要提出爱人问题和入党问题；二，把他迁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劳动；三，加强对他的审查，必须调查他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文革爆发后，刘允若是家中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他甚至写信给在内蒙的姊姊和哥哥：“准备好材料”，回到北京一同批判、揭发刘少奇。同时，积蓄已久的对中共各级领导部门和中共政治种种弊病的不满，也促使他大胆地站出来在造反派的行列里冲锋陷阵。他当上了七机部“九二”（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的领导人。但意气风发没有几天，江青就公开宣布：“刘允若里通外国，马上逮捕。”当时刘少奇、王光美还未被打倒。

知情人说，刘允若当时的表现很有气魄，他获悉江青下令抓他的消息后，自己跑到公安局要求给他戴上手铐免得大家浪费时间。他椰榆公安人员说。

刘允若被投入北京第一监狱，与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等一批中共高干子女关在一起，后来又被迁往第二监狱、秦城监狱，整整被关押了八年。

由于监狱条件恶劣，生活艰苦，尤其是在北京第一、二监狱，刘允若遭到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甚至毒打，他先后患上了脊椎结核和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一九七四年被释放时，曾与仍在秦城监狱里的王光美见了一面，母子双双以泪洗面，感慨万端，往日种种积怨随之消散。

一九七七年，刘允若突患急性肺炎不治，孤独地病死在医院里，时年还不到五十岁。终生没有婚配，身后倒也无牵无挂。（参考资料：《我家在中南海》、《刘少奇长子：著名核专家刘允斌惨死之谜》、《我为少奇当秘书》、《档案春秋》等文章编辑配图）（杨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