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哪些人交了文革的底儿

1967年5月，林彪在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插话：“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儿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没有犯错误”。

这个“底儿”即是要炮打“刘邓”司令部和“刘邓”组织系统的各省市一大批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

毛主席把“文革”的底儿事先都交给了那些人呢？看看1966年春夏的政情即可明白。

1965年3月，邓小平和彭真主持书记处会议批评江青在文艺界电影界乱点名，让她赶快刹车。康生考虑北京有“刘邓周”主持工作，让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支持批《“有鬼无害”论》、京剧《李慧娘》和《海瑞罢官》。

柯庆施依靠的谁呢？依靠当年上海滩的狄克即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柯庆施让张春桥到锦江饭店见江青，领受任务，组织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翌年2月，康生鼓动江青向毛主席告彭真。康生对江青说，“我们必须单独给主席汇报一下，不然主席信了彭真的，我们一切工作都白费了。我们不能与彭真下一个和棋嘛，后患会无穷的。你处于特殊地位，要想办法促成这件事。”

江青促成了这件事。3月28日，康生以汇报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来访情况为由，匆匆飞到了西子湖畔。康生在刘庄向毛主席汇报。江青一侧旁听。康生报告毛主席说：“彭真他们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与彭德怀翻案问题上，他们明明是与主席唱对台戏的。彭真当面反驳主席。彭真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还有主席吗？”。

康生向毛泽东报告《刘志丹传》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说：“主席，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老西北高岗班底的几个人利用写刘志丹传，反对党的领导。我现在想到一出戏《海瑞罢官》，也是这个情况”。

江青说：“我同意康老的意见。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地位了！现在四梁八柱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的矛头是对主席的，不能再犹豫了！我觉着现在动手都已经有点晚了！”

康生说：“3月11日，彭真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3月30日，江青把张春桥叫来刘庄，把康生告彭真状的情况告诉了张春桥，然后让他再次向毛泽东汇报了许立群打电话压杨永直，压上海市委的情况。

毛泽东非常震怒，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要打招呼呢？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指关锋、戚本禹的《要害是罢官》一文），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地方要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5月4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未与会，委托康生传达他在杭州的指示，介绍《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的情况。康生首次揭发彭真“反毛主席反党中央的罪行”，说彭真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政变头目”。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在钓鱼台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钓鱼台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江青要姚文元传达她的指示：“文革几个人要抱成一团”。

7月8日，毛主席在滴水洞给江青写信说：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7月15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上说：我是政治研究室主任，“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 关锋说：“你们都给刘邓汇报，不给我们讲”。7月19日，陈伯达向“刘邓”直接开火。

所以说，林彪说的毛主席事先给有些人交了“文革”的底儿。应该说首先是给江青、康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交了底儿；然后扩大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力、曹轶欧、迟群、谢静宜这些人。

李雪峰在回忆文革时说：“这个时期除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人外，中央的负责同志并不了解毛主席的意图”。

毛主席提倡党政干部读盐铁论。盐铁论曰：“若穿窬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2013年8月16日星期五，老兵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