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将军被张国焘指为毛泽东信徒险遭杀害

核心提示：父亲在会上被张国焘点了名，说父亲是“毛、周、博(古)、张(闻天)右倾逃跑主义的忠实信徒”。大会开罢开小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父亲斗得很凶，说他反对张主席就是反革命，还说他是顽固不化的“小毛分子”。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在过草地的时候因病去世，父亲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才算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本文摘自《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作者：罗小明，作者：我的父亲罗舜初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父亲罗舜初就属于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积极，很不得力”的那一类领导干部，在处理北航学生围困国防部大院问题上，他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被林彪提议停职反省。在后来“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处于对立面，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但每一次冲击最终又都化险为夷，从未遭受牢狱之苦。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下火车，就看到针对罗舜初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贴遍了大街小巷，他很为父亲捏一把汗。国庆那天，他亲眼看到毛泽东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登上天安门城楼后，在罗舜初的面前停下脚步，微笑着和他亲切地握了握手，然后才向城楼中央走去。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握过手，照过相的人，都是他要保的人。实话说，自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父亲罗舜初不知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形势，时常因为思想“右倾”而挨批，但又总是能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保护，这些领导人为什么这样信任和了解他呢？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关心父亲的人希望解开的一个谜。

打倒“四人帮”以后，政治形势宽松，已经退居二线的父亲，也不那么守口如瓶了，他时常有感而发，回忆一些往事。近年，经过我的采访和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

1934年，我父亲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最想知道的情况

毛泽东和我父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都瑞金认识的。

那是1934年初春的一天，满腹心事的毛泽东独自一人漫步在瑞金城内的石板路上。

“毛主席，你好！”一声诚挚的问候打断了毛泽东的沉思。他抬眼望去，只见一名身材瘦小的小红军站在他的面前。

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他政治生涯的低谷。自从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毛泽东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在宁都会议上，他不仅被剥夺了发言权，也被剥夺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打那时起，就少有人敢和他接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

看着这个敢于主动上前问候自己的小红军，毛泽东高兴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叫罗舜初，福建上杭人。”父亲回答。

“啊，上杭，那是个好地方。你是哪个乡，哪个村？”对上杭十分熟悉的毛泽东接着问。

“溪口乡大洋坝。”“大洋坝，熟悉，熟悉。我去过你的家乡。”毛泽东接着告诉父亲：五年以前，他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就被疟疾击倒了，在前往永定养病的途中，他路经大洋坝，住在黄潭河畔一位名叫罗日新的农民家里。

“那一天，村苏维埃主席让我集合几名儿童团员，去执行重要任务。天一黑，我们就来到罗日新家，布下了岗哨。”得知毛泽东还记得当年曾住宿大洋坝，父亲的话顿时多起来了。

毛泽东全然没有想到，当年那个带领儿童团员们为自己彻夜站岗放哨的孩子头儿如今已经当了红军，而且就是眼前的罗舜初。

“我们是老熟人了，给我说一说你是怎么当上红军的。”看着已经成为红军战士的父亲，毛泽东高兴地问。

于是，父亲向毛泽东详细述说了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1931年秋天，父亲已经当上区儿童局书记，可他一心要求参加红军，县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要他动员一百名青壮年一同参加红军。父亲东奔西走，很快就动员了家乡附近各村一百多名青壮年，由他带队参加了红军。在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中，父亲不幸腿部中弹，负了轻伤。伤愈后，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学习，因为各科成绩优秀，又被送到参谋培训班深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成为一名作战参谋。

父亲说完，毛泽东的眉梢轻轻抖动了一下。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军事毫无所知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还说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结果红军主力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只能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眼看着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苏区在一天天缩小，心里非常焦急。可是当时他被排斥，无权过问军事工作。特别急于了解战场态势的毛泽东，听说父亲在军委一局工作，很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战况。

父亲毫无保留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战况和敌我态势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父亲后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些信息，为毛泽东思考和研究红军如何战胜敌人提供了依据。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也牢牢地记住了我父亲的名字——罗舜初，一个来自闽西的年轻人。

密码破译，让父亲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1935年1月，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父亲所在的军委一局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主要业务部门之一。

一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来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面前，向三位首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把父亲调到二局去，他要收父亲做徒弟，教他搞密码破译。

在红军总司令部，和二局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就是一局了。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曾希圣发现我父亲记忆超群，尤其对数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各种数据在他的头脑里分门别类，从无差错，具备搞密码破译的先天条件。他通过几次测试，发现我父亲天资聪颖，悟性极强，稍加点拨就能入门，他认定父亲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好苗子。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曾希圣曾准确地破译了敌人几乎全部的电报，为毛泽东成功地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和他领导的二局是红军摆脱困境的第一大功臣，因此也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青睐和器重，无论走到哪里，都优先照顾二局，凡是曾希圣提出的要求，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

但是这一次，却出现了例外。三位首长相互对视了一下，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周恩来副主席开了腔：“不行啊，我们这里还离不开小罗。”一句话把曾希圣给顶了回去。

作为毛、朱、周这些总部首长身边的一名参谋，父亲所做的都是些十分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仅起了一个小参谋的作用，没有给首长们太多的帮助”。但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眼里，父亲是个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工作大胆，准确及时的好助手。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通信设施异常落后，毛泽东的很多指示和意图都要通过他身边的这些参谋们跑路去向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各军团首长口头传达。尤其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时间紧，敌情急，父亲不仅能够根据情况和他们的意图帮助处理问题，每次都能及时地将毛、朱、周的指示完整、准确、一字不差地传达给各军团首长，而且在完成任务后歇都不歇，甚至连口水都不喝，一路跑回总部领受新的任务，从不叫苦喊累。他这种老老实实埋头工作的精神深得总部首长的喜爱，确实让他们舍不得割爱。

翻过大雪山以后，父亲病倒了，一连好几天水米不能沾牙，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了执行北上方针，一、四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决定让他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则率右路军先行北上。这一别，就是整整一年。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结束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

大会师的时候，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的一同志发现，分手时还是个小参谋的罗舜初，一年之后竟然高升了，成为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的代理局长。大家听说，张国焘杀害了不少反对他的同志，也用升官的手段拉拢和收买了一些人。难道罗舜初也被张国焘拉过去了？听了个别人的议论，就连毛泽东也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得不找朱德了解罗舜初到四方面军后这一年的政治表现。

“哈哈！误会了，误会了。小罗这一年表现得很好！”朱德仰面大笑。

“不要看小罗升了官，他的脑袋也差点让张国焘搬了家。直到会师的前一天，我还在替他担心呢！他能保住脑袋，第一个要感谢的应该是曾希圣。”

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和曾希圣又扯到一起了呢？毛泽东更摸不着头脑了，催朱德快点讲个清楚。

“润之，去年你们北上，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拒不执行北上方针，硬让左路军向西，然后南下……”

朱德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作为总部一局的参谋，父亲有条件看到每天来往的所有电报，于是，他把中央已经走出草地，号召左路军继续北上，南下是绝路的电报内容传了出去。这一下，可捅了娄子，引起了张国焘的极度不满。在阿坝，张国焘召开干部会议，继续反对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坚持他自己的那一套。父亲在会上被张国焘点了名，说父亲是“毛、周、博(古)、张(闻天)右倾逃跑主义的忠实信徒”。大会开罢开小会，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父亲斗得很凶，说他反对张主席就是反革命，还说他是顽固不化的“小毛分子”。父亲硬是不低头，大讲特讲遵义会议和中央北上的方针。这就使他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处境。

不久，曾和李克农、钱壮飞被周恩来誉为我党秘密工作“三杰”之一的胡底因为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胡底的死，使朱德更担心，就怕哪一天我父亲也像胡底一样不明不白地被张国焘搞掉。他和刘伯承商量，决定让我父亲离张国焘远一点，调离红军总司令部。

“润之，你还记得曾希圣向我们要小罗去二局的事吗？”朱德突然把话锋一转，问道。

“记得，我们没舍得给呀！”毛泽东说。

“是呀，当时虽然没有给，但是曾希圣提的那些理由我都记在心里。”朱德接着往下讲，“于是我征得徐向前同志同意，调小罗到四方面军总部去学破译。”

几天以后，朱德用自己的马驮着父亲的行李，亲自把他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当众宣布父亲为二局科长。

在二局，父亲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凭着从曾希圣那里学到的知识，通过认真钻研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成为破译敌军情报的高手。

离开红军总司令部以后，张国焘仍不放过父亲，他不时得到小报告，父亲到二局以后仍然旗帜鲜明地坚持红军应该北上的方针，就派了政治保卫局的一个人冒充译电员，到二局跟踪监视父亲，一俟张国焘下令，就彻底解决他。

此时红军正面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四方面军所熟悉的川军，而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父亲在中央苏区时就和中央军打交道，对他们的情况异常熟悉，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及时、准确地破译中央军的情报。没有准确的情报，红军的行动就要受影响，张国焘对此也不能不有所考虑，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在过草地的时候因病去世，父亲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才算从张国焘的枪下捡回一条命。

“让小罗代理四方面军二局局长不是张国焘的主意，是我和徐向前商量过的，也是我宣布的。这完全是工作需要，和张国焘没有任何关系。”朱德最后说。

“看不出性格内向、老实忠厚的罗舜初，执行中央北上决定这样坚决。”朱德的介绍让毛泽东恍然大悟。

“曾希圣要小罗，我们没舍得给。没想到让张国焘给我们‘培养’了一名情报专家。好啊，真要好好谢谢他才是。”了解了真相的毛泽东喃喃自语。

“小毛分子，小毛分子，好一个小毛分子！”毛泽东把脸转向朱德，“老总啊，有人说小罗这一年提升得快了。我看，我们对小罗培养使用得还不够。”

朱德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不久，红四方面军二局奉命并入中革军委二局，父亲被任命为军委二局副局长，从此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