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就是皮定均这样的汉子，当时也不能不“深揭猛批”韩先楚。在那种环境、气氛中，谁敢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呀？9号文件，那是天上下刀子呀！
文章摘自：《战将韩先楚》，作者：张正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晴天一声霹雳，9号文件把一些人震蒙了。稍微缓过点神来，辨清东南西北，有些人就立即表态，纷纷反水，操刀舞棒，奋勇向前，狠揭猛批韩先楚，坚决打倒韩先楚。
不到70天前的欢送大会，又是什么情景呢？依依深情，恋恋不舍，有人眼泪好像都要出来了。那几天里，有人张口闭口“我们的韩司令”、“敬爱的韩司令”，并强调过去韩司令不让我们这样说，今天就让我们多说几句吧。有人激动得甚至说出“要永远踏着韩司令的脚印走”，让韩先楚后来再想起来，就觉得怎么像悼词似的？
有人说韩司令一走，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就出来了，真叫人恶心、寒心哪！
韩先楚说不对，这是在做戏。开头，他真的认为一些人是在给江青、张春桥演戏，到末了也只能认为这确是一出闹剧。
韩先楚发现某人很有能力，就建议提到军区工作，后来调往另一军区，又提了一职。9号文件后，这个人说我在福州军区也是受韩先楚排挤的。人们说如果这也叫“受排挤”，那“排挤”就是天下一等美词、美事了。韩先楚说这也不能都怪他，他也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因为他也需要生存，需要保护自己。
要扁就扁，要圆就圆，要方就方，要什么样就来什么样。为了与9号文件保持一致，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有人可以把自己扭曲得奇形怪状，把自己击打得千疮百孔。为了生存，起码是保住现有的生存方式，毕竟是第一位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人，但他知道愈是基层，愈是普通干部、百姓大众，敢于坚持真理正义说实话的，乃至以死抗争的，倒是愈多。而愈是上层，这种人就愈是少见。是的，那乌纱帽太宝贵了，也太沉重了，也就难以昂首挺胸面对真理了。
听说有那么多老干部要来福州、福建任职，一些人就劝韩先楚慎重从事，要有所选择和保留，否则就可能“自找倒霉”。
1972年9月8日晚上，石一宸在京西宾馆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叶剑英说：中央讲，韩先楚要去了许多人，要去又反对他。
同样的话，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跟韩先楚讲过，还问他怎么回事儿。
没错，要这些人的电话是他打的，报告是他让秘书写的，可没一个是他主动要来的，几乎都是人家跟他说想到福州来的。只有一个例外，却是周恩来征求几个大区的意见，都推三阻四地不要，总理在电话中跟他叹气。见总理如此作难，又找到他头上了，他还能让总理再作难、叹气吗？
有人到福州后，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什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
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啦？
从吃“杠子肉”，到想女人肉，从被打倒、关“牛棚”，到“给你当个助手”，这天堂的台阶无疑是上了一级又一级，自然是心情愉悦，甚至心花怒放了。可接下来，时间长了呢？那人的欲望是有止境的吗？
普通大众只知道上将三颗金星，中将两颗，少将一颗，有的连这个也搞不懂。至于谁打了些什么好仗，有多大本事，那就更不清楚了。可将军们都清楚。“那一仗就是你小子没顶住，咱们才吃了大亏。”“你小子也杠个中将牌牌呀，不就是比我早当两年兵吗？”如今的将军没这话，那时的将军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都有数。从战争中打上来的将军，非常看重的是战功。你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好仗，甚至净打败仗，那肩头无论怎样星光耀眼，人家也不一定服你。可韩先楚那三颗将星却是绝对光辉灿烂的。而且，战争年代，和平时期，像他这种资历的将军，都免不了与老资格的同级、副职共事，不是都搞得挺好吗？
当然，他也知道人们劝他慎重从事是有道理的。他这个人个性太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认准的事谁也难以扳扭过来。战争年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面红耳赤，拍起桌子，可拍桌子没用，你能拍碎敌人的脑袋才叫本事。一仗下来，立竿见影，照你的打就完，照我的打就赢，我就对，你就错，不服也不行。那时候，打胜仗，坐江山，谁都高兴，有人那心里却不一定就喜欢你这个人，乐于与你共事。这和平时期，特别是运动期间，上上下下打乱仗，谁对谁错，哪个检验？今天对了，明天错了，又哪有对错？一些人好像忘了当初有人哪个单位都不要，只看到如今这么多人反对你这个一把手，你一张口又如何说得清？起码不也是个“民主作风”有问题吗？
可一看到找到他时那种可怜兮兮，又千好万好的样子，他的心就软了。他这辈子就是听不得软话，再不想吐口的事，有时几句软话就松口了、点头了。
有人说福州这个“超级大区”，是他“划拉的一堆难题”。
周赤萍也是主动找到他，想到福州来，请他“给上边说说”，他就说了。结果，“九一三”事件后，不但弄出了本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还给福州军区弄来个“借用力量”。9号文件后，有人就抓住周赤萍大做文章，非说他才是“借用力量”的“主谋”、“后台”不可。还说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他不需要谁对他感恩戴德。他为他们打电话，写报告，有的还在北京找这个，找那个，为他们奔走陈说，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同时也为他们的境遇不平。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应分做的，换了别人也会一样。9号文件后批判他，无论他们算是哪路“降”、哪路“叛”，他都能够理解。
9号文件下来后不久，在福州西湖大礼堂审判“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和周子韬。周子韬在检查自己的“罪行”时，讲到写检举揭发张春桥的材料时，有人有顾虑，不敢写，周子韬说你不写，我一个人也要写。坐在台下的皮定均听到这里，伸出大拇指，对身旁的石一宸悄声赞道：“山东好汉！”
就是皮定均这样的汉子，当时也不能不“深揭猛批”韩先楚。在那种环境、气氛中，谁敢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呀？9号文件，那是天上下刀子呀！
红头文件那么多，报纸上的话更是现成的，穿靴戴帽也好，掐头去尾也好，稍微变化变化，有点自己的特色，你就扯着嗓子喊去呗！当然了，随着运动发展，揭发一些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谁能没有缺点、毛病、错误呢，一起共事能一点也没发现吗？“文化大革命”都搞8年了，干这活都是轻车熟路的事，谁不懂呀？
事实上，有人就是这么揭批的，比如皮定均等人。
参谋长被打倒了，有人召集司令部几位领导开会，揭司令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闷在那里，谁也不吱声，只听这位领导一口一个“韩先楚”，有时还在前面加上个“林彪死党”。有人不说，那心头也不能不想，当初你一口一个“韩司令”，如今成了“林彪死党韩先楚”，这世道，这领导，这德行，还怎么叫人做人哪？有人就说话了，说我一不是4野的，二不是韩先楚提拔的，到司令部时间又短，我揭不出什么“盖子”。这位领导不高兴了：是4野的当然要查，不是4野的就没事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到处都是流毒，哪儿没有盖子？
80年初在京西宾馆，这个人与韩先楚上下电梯时相遇了。这个人首先认出韩先楚，立即伸出手去：老韩，你好哇。韩先楚见是他，说：我好？我能好什么好哇？边说边径直走了，扔下两个“？”和这个像个“！”似的站在那里的人，也让周围许多人愣在那里莫名其妙。
1982年中央撤销9号文件后，韩先楚听说这人有了悔意，立即意识到自己过分了，再见面时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
有的人却实在让他搞不懂。
《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不胜。”将军？道德？三军之胜？如今打的是什么仗，和谁打仗，为谁打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罢，要想“保存自己”都离不开“消灭敌人”。可没了白军，也没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还要打，还要斗，那也就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打乱仗，自己消灭自己了。既然牺牲自己也保存不了同志，那么为了“保存自己”，或者说保存自己的乌纱帽，不得已而打击同志，“消灭自己”，也不失为一种选择。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何况躲过劫难，养精蓄锐缓过神来，还可发起反攻，去救援同志，“保存自己”。可有人怎么就是那么把枪口对准你，一梭子、又一梭子地猛烈射击，打个没完没了呀？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地市县，乃至公社、大队，有几多人没有“自我批评”、“检查”过，又有几多人不是迫不得已违心的？有些人还“检查”得少吗？那是什么滋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儿，不是清清楚楚吗？为什么要死死揪住他那次“检查”不放。专往伤口里捅刀子？
是怕他韩先楚报复？这倒好像有点特点。“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反到底”战斗队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连孩子都会背了。反正已经得罪你了，不往死里整，不把你整死，有朝一日再翻过身来，那我还受得了吗？
兰州军区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专案组找一位副政委核实问题时，双方拍起了桌子。韩先楚问谁先拍的桌子，专案组的同志说是我们。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拍桌子，回答是他的问题那么严重，态度还那么恶劣，就先打打他的态度。韩先楚说我也先打打你们的态度。调查核实还没结束，怎么就能说人家问题严重？是不是人家没按你们想的那样讲话，就是态度恶劣？我也学你们一把，也把结论放在调查研究的前头，那就是兰州军区问题最严重的老干部，也不会反党。你们是代表组织做工作，代表组织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居高临下去压服，把人当牙膏似的往外挤话、压话了？战争年代，我们的俘虏政策是非常好的，对战犯也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年轻人同志，咱们可不能一边批判人家那一套，一边再把那一套拿来对付自己人哪。今后就是真的碰上个反革命，也要让人家讲话。不让人讲话，或是只能按照你的口径讲话，那跟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有多少差别？
而在福州，1962年召开的为韩先楚平反的军区党委扩大会后，许多人都说他“太软”，应该让那种整人的人知道“辣椒不是甘蔗”。韩先楚说：得理还得饶人，饶人才能得理、得人。同志之间，有什么不可谅解的？你搞初一，他来十五，冤冤相报，怎么得了呀！
那么，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
控诉“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痛哭流涕，那情景着实令韩先楚感动而难忘。可台下有人当年也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甚至家破人亡，有的不就是台上那控诉者的“杰作”吗？1959年庐山会议，有几多仗义执言、实话实说的？有些后来被整得很惨的人，当年整起别人不也凶得很吗？“文化大革命”打乱仗，阶级斗争打乱仗，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斗狠吗？摸摸良心，自1957年“反右”起，有几多人敢拍拍胸脯，说“我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大悲剧的大结局时期，他认为必须向前看，同时也不能不坚决地回过头去，把我们的昨天看个明白、透亮。不向后看，不把这场劫难的缘由、来路搞清楚，向前看就会目光散乱，举足投步就可能失去方向。在那样一个人类文明日新月异的时期，每个经历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反思、忏悔，一个民族都要反思、忏悔，否则就无法面对我们的先人和后人。并不是什么人反思、忏悔一下就能了事的。但在人民内部，同志之间，如果仍是抓住过去不放，那不还是重复历史打乱仗吗？
“四人帮”横行时，他只能战战兢兢地给毛泽东写信，深不得，浅不得，一肚子话倒不出来，唯恐哪句话呛了老人家的肺管子，更怕落到江青、张春桥这帮人手里。“四人帮”寿终正寝了，可以放胆说话了，他不知道这个“打掉9号文件战役”是要打上个八年抗战的，只知道眼下已经打了一个解放战争了，仍是久拖不决，好像这辈子就“久”在那里了。
“四人帮”垮台了，真高兴，真痛快呀，可9号文件还像块石头压在心上。有些人不再说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即反对“四人帮”了，就继续抓住“林彪死党”不放。一提起9号文件他就要骂娘，一拿起笔来，或是他口述，让秘书记录，也要骂娘。后来也不用口述了，那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秘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娘也骂烦了，写也写烦了，那也还得写呀。实权派的军委常委也好，荣誉职务的人大副委员长也罢，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可那些代他受过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他必须打掉这个9号文件，救他们出苦海！
战争年代，一仗又一仗，一夜一夜地不阖眼，一封封电报飞去师、团、军，一个个胜利捷报就裹着硝烟像欢快的鸟儿飞了回来，那是何等痛快而又惬意呀？那种仗好打，他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打那种仗的人。可有的人却是打这种仗的行家里手，好像专门就是来这个世界对付他这种人的。
晚年他曾说他第一次战斗好像就打倒一个人，是死是伤弄不大准。他这辈子没少杀人，也算“恶贯满盈”了。“但我从不打自己人，从不整自己的同志。”
他不知道病魔正在猛烈地向他发起攻击，悄然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但他知道，每一份申诉材料写完后，他的生命就耗去一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冥冥中的那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素无往来，有些事情他是不会知道了。但他知道，在为一些人举行的追悼会、平反昭雪会上，当年曾经杀气腾腾地口诛笔伐的人，不也神情肃穆地站在那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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