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陈独秀时代,中共的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苏俄、共产国际,一是来自国民党。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下,一批中共党团员替国民党办党,自然也从国民党党部领取部分经费。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2期,作者:施雨华 倪敏勰,原题为:《王奇生“打入”国民党内部》
那年高考结束之后,王奇生就一心回家干农活了。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那所公社高中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他没指望自己成为特例。不想成绩一出来,班上有一大批人上了线,考得最好的还去了北大历史系。
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人的不幸成全了他们的好运。“我们那些老师,有很多是被打下来的右派,当时还没来得及回城,几年以后全走了。为什么呢?第一是我们接连几届考上一大批以后,县城中学来挖走了一批老师;然后新政策下来,剩下的右派也回城了。”于是这所农村中学的辉煌也就仅限于那几届,后来还由高中降格成了初中。
王奇生考了文科班第二名,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武汉大学在湖南招生,哪一个专业招得最多、录取的几率最大。(笑)一看,哦,历史,13个,那就报历史系。”对一个农村学生来说,首先是要考上大学。他就这样“现实主义”地走向了后半生的学术路。
那时很少有人读经济或法律,主流的学科还是文史哲,许多单位招人也还没有“专业”概念。“不在乎你学什么,我们单位要一个大学生,或者我们要一个理科的就行了。当时大学生太稀罕,它认为你是大学生就非常了不起了。”
本科毕业后,他选择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这一次选择就不是盲目的了。但形势变化很快。1988年硕士毕业时,正好海南成立经济特区,大量招人。“大家一下疯狂了。我的硕士同学百分之七八十去了南方,还有小部分进了中央国家机关。但有些人在中央部委干了三四年也下海了。当时武大历史系想留几个硕士毕业生当老师,没有一个人愿意留,现在博士毕业都很难留得下来。”
“我缺乏冒险精神,性格内向,下海和从政好像都不适合。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觉得自己各方面能力都不行,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心想,跟书打交道相对简单。”王奇生选择了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里集中保存了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央政府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他与民国史的缘分,就从那时候开始。此后,他又“相对简单”地读博士,做博士后研究,在大学任教,研究的题目大多跟民国有关。
在市场经济时代,研究历史的学者多是坐冷板凳,很少受到大众的关注。但2010年,王奇生的两本书竟意外地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一本是《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这本书初版于2003年,2010年出修订增补本,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一;另一本是《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0年度文化年鉴之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