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遗嘱为何没有执行?

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问题。1978年7月1日一早,邓颖超说:“今天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对自己后事的安排。”这天,她写完了她的遗嘱初稿,主要…

这份遗嘱曾于她去世后在报纸上公布,全文是这样写的: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

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

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

1982年,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在立下了第一份可供公布的遗嘱之后,她又写下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

这份“遗嘱”没有很正式的行文,全文是这样的: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

在这份遗嘱里,邓颖超安排得很细致,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服怎样处理都想到了。十年后邓大姐去世,人们正是按照她的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了分配。(图为1938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武汉。这是…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颖超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邓颖超晚年在谈话时常常说起生死这样的话题,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样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颖超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图为邓颖超同周恩来在陕北留影。)…

1988年1月间,邓颖超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关于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

1991年7月,邓颖超最后一次入院后经常高烧不退。一次,她持续昏迷了12天,清醒后,她可能感到自己病情很重,就又一次提出安乐死的事。当时大家安慰她,您的头脑清醒,而且还可以治疗,谁也不…

住院期间,邓颖超不止一次地说起她的遗嘱,怕不按照她的意愿办。工作人员曾对她表示:“请您放心,您有信给党中央,也有给我们承办具体事项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头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的,我…
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邓颖超1992年7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她生前曾留下两份遗嘱:一是在她逝世时公开发表的遗嘱;一是1982年11月5日,即与她第一份遗嘱隔四个月后,写下的未公开发表的遗嘱,这份遗嘱是邓颖超亲笔写在两页普通的信纸上的。题目是: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她写的下列同志是:杨德中、李琦、赵玮、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她嘱托他们“组成小组”,“请杨德中负责主持”,“赵玮协助”,然后请这个小组在她病危和谢世时办理相关事宜。
这6个人都是干什么的呢?杨德中当时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李琦曾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赵玮是邓颖超多年秘书;张佐良先后做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保健医生和警卫秘书;周秉德是她的亲属,即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长女,时任《华声报》副社长。
邓颖超要他们:“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可是,当邓颖超大姐病危时,能有哪一级组织和哪一个人敢于出面拍板,来实现她的遗嘱呢?没有,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出面拍板照她遗嘱去做。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在这之前,她进食已非常困难,生命垂危,她要求不要抢救了,可是没有哪一位领导和医生肯这样做!别说她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的老人,就是一位普通百姓,当她病危时,岂能眼睁睁地看她死去。特别是负责她病情的主治医生更是信心百倍,决心尽最大努力抢救这位老人。
曾为周恩来做过多次手术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大夫,首先提出要为邓大姐“造一个胃漏”,即在胃上打一个口,这样可保证她能延续一至两年以上的生命。
中央政治局当然同意了他的治疗方案,于是,于1991年8月1日下午,由吴蔚然大夫主刀,为邓大姐实行了“胃漏”手术,手术结果非常成功,于是延续了邓大姐一年多的生命。但是,1992年7月1日,邓颖超病情再度告危,专家们再次紧急会诊,然而已无力回天。就这样,她至死也未能实现她生前亲笔写的遗嘱——安乐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可惜她未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