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兰大

兰大的春天

                                       ——写于兰大百年之际

    虽然还藏着沙尘暴的的点点土腥，虽然还潜着北方三月的料峭微寒，但是，春天毕竟来了。没有江南春色的多情，没有南国阳春的的妩媚，春轻轻地越过秦岭，倏尔之间就穿过金城兰州的天水南路222号，飘进了兰州大学这座百年老校。

 一 门

    从火车站下车，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步行十多分钟，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盘旋路的一侧，就是兰大本部的正门。瓦灰色的校门凝重而又宁静，粗犷而又伟岸，它矗立在这个西北边塞名城的闹市区，面对现代文明的喧嚣与浮躁，默然无语，显得那么地镇定与超越。无数沧桑的冬去春来，数不清狂烈的雨雪沙尘，它依然挺立如初，默默地诉说着自己的百年孤独与坚韧。

               兰大旧校门                                              兰大新校门

二 园

    兰大本部并不大，一进门就能看到不远处古朴典雅的图书馆略带哥特式建筑风味的尖顶钟楼，它巍峨耸立，中间方形的大钟指针转动，钟声悠扬，从不间歇地分割春夏秋冬，记录着这里的沧桑历史。

     图书馆前面是一大片的园林，这是兰大最美的地方，尤其是春天，这里绿树掩映，百花争艳，蜂团阵阵，鸟鸣声声，简直成了春的乐园。步入其中，暗红的探春，微黄的迎春，粉色的樱花，白色的梨树花，红色的梅花，早已经闹成了一片：探春忧郁而清丽，刺玫热烈而奔放，樱花高贵而端庄，玉兰纯洁而秀颀，她们幽香阵阵，嬉戏欢舞，争芳斗艳，仿佛一群春的精灵，给这个原本沉静的校园增添了些许灵动和柔媚。

    园的周围是疏密有致的树，梨树那么地高，松树那么地挺，梧桐那么地密，垂柳又是那么地媚，她们互相挤着，互相拥着，象油画的背景一样，小心地呵护着这里的每一丝春色。花树之间不时有鸟儿飞来飞去，发出轻柔的鸣叫，那是兰大春天的梦呓。

三 湖

    穿过这片疏密错落的园林，带着两肩余香，就来到了一个湖的面前，湖不大，但却曲曲折折，别致有味。一眼看去，湖水清丽，微波粼粼，不时有各种颜色的鱼成群结队，游来游去，鲜艳的鳞光，叠印在翠绿色的水波和天宇蓝色的倒影上，竟象一条水中的彩带。水面，不时有鱼儿调皮地一闪，吹个气泡，一摇尾，转眼之间就消失了踪影。湖的周围一例是矮矮的黄刺玫和迎春，还有几乎要垂到水面的杨柳，清风一吹，幽香点点，杨柳飘飘，水波涟涟，煞是好看。

    在西北，没有水就像人没有了眼睛，没有了灵魂，这湾浅浅的湖水，就是兰大的眼睛，兰大灵魂的天窗。

如若江南的湖水是大家闺秀的话，那么这片灵动的湖水也算得上是小家碧玉了吧。、

    再往前走，是一个弯弯的小石拱桥，桥很小，没有彩虹卧波之势，但却轻倚湖水之上，将弯弯的身影映入水中，宛如明月伏波。尤其到月夜，蛙声起伏，天高星稀，月映水中，桥卧水面，月桥相照，竟不知哪是月影，哪是桥影。置身其间，不由得浮起对影独酌，把酒问青天的狂想来。

    如果说，这湖是兰大多情的西湖，那么这桥就是兰大娇媚的断桥。

    每年都有许多将要离开兰大的学生在这里流连徘徊，把青春、爱情和理想映在这湖水中，就像徐志摩在康桥忘情的吟诵，“轻轻的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来”，最后发出“在康河的柔波里，我愿做一条水草”的叹惋。

    那一刻他们也多么想做兰大的一条水草啊！

四 亭

    湖的西北角上，在杨柳掩映中的是烈士亭。这是一个木式单层的六角小亭，雕梁画柱，屋檐微翘，小巧玲珑。烈士亭建于1949年8月，是为纪念在解放前夕牺牲的七位兰大烈士而建的。七烈士的音容笑貌虽已不见，但是春风青冢，碑文历历，苍天悠悠，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这个校园里曾经发生过的悲壮历史。

    这是这个百年老校的第一道带血的印记。

    据碑文记述，七烈士分别是俄文系二年级学生陈仙洲，甘肃临洮人，当时任兰州市学委书记并中共皋榆工委兰州大学支书；兰大附中军训教官程万里，山东人；兰大历史系助教魏郁，是陈仙洲的同乡，时任中共陇右工委兰大支书，此外还有俄文系二年级学生、河南洛阳人焦洁如，植物系二年级学生、河南郾城人陈敬宇，法律系二年级学生、河南巩县人李承安，兰大附中教师、甘肃文县的杨怀远等。其中最大的32岁，最小的仅有24岁。

   七烈士在兰州即将解放的1949年7月被捕，先后在8、9月遇害。如碑文所述，“七烈士也就在这一个里（指监狱，笔者注）受尽了人类空前未有的酷刑，在黎明前的黑暗的一刹那被敌人烤死在刑场，扔溺在黄河，枪杀在张掖，活埋在沙沟”，惨烈至甚！

    其中，与魏郁并称为“沙沟惨案六烈士”的陈仙洲，备受酷刑，被害前，他用手指在地面上留下了赤心报国的遗嘱，“余为国为民，献身革命；大志未遂，身遭先死；时不假我，可叹可惜!幸革命大业，略具端绪；解民羁绊，出民水火，我死民生，可庆可歌……”然而遗嘱未竟，当夜陈仙洲就被活埋在沙沟，时年29岁。

程万里更为悲壮，他在狱中不时地鼓励同室难友：“你们不论是否共产党员，都要挺住，不能当软骨头，到了这里，别想活着出去”，并且果敢地宣誓“我决不招出任何人”。敌人将滚油浇在他身上，打断了他的两腿，他爬到墙边用鲜血写下了“不为衣食不为官，人民生活总忍着，被捕甘愿饮刃死，不负读书20年”的诗句。最后，遍体鳞伤的程万里被敌人用绳子活活勒死在沙沟监狱，年仅32岁。

    不是苦吟江畔后绝望的自戕，而是豪迈地饮血就死，象西北连绵千里、高傲伟岸的山，又象挟沙裹石、穿山越林的风，一如这块土地上曾经金戈铁马、血洒疆场的无数勇士，他们把壮士击节、慷慨悲歌的豪情，植入了原本温文尔雅的校园。从此，这校园不再柔弱，不再只是理性与沉思，而多了一份酒的浓烈，一份殇的悲壮。

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匆匆的岁月早已经隐去了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然而，侧耳松林，穿越蒙蒙春色，仿佛依然能够听到这些兰大热血男儿的铮铮誓言和这所学校激越的脉搏。

    这是何等地动人心魂啊！

    一个大学，没有人去铸造可以传承的文化血脉和高贵的精神家园是悲哀的，而有了文化血脉和精神家园，没有人去不懈守护，躬身实践，甚至性命相搏，则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而兰大又是何其幸运！

   站在烈士亭里，除了七烈士，无法不想到李阳。

    李阳，这个“疯狂英语”的教父，这个狂放倔强的西北汉子，宛如一匹汗血野马，从兰大校园里狂奔而出，潮水般倾倒了世纪初的中国，而当初，烈士亭就是他潜心修炼的圣地。

    1987年就读于兰大力学系二年级的李阳在遭受了一二年级英语连续不过关的厄运后，原本怕羞、内向而且较为自卑的李阳痛定思痛,决心彻底改变“在英语面前抬不起头”的窘境。于是，这个粗犷的西北大汉，留着长发，披着军大衣，在烈士亭开始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疯狂苦读。他要以超凡的勇气和疯狂的喊叫，打破哑巴英语的的遏制，打破失败和自我萎缩的黑暗，练就一副国际型的口腔肌肉。秋天的凄风苦雨，冬日的狂风暴雪，春天的花香鸟语，夏日的炎热酷暑，都不曾阻挡他的身影，只有烈士亭默默如故，陪伴他孤独而又疯狂的身影。

尔后，在烈士亭的寂寂余光里，李阳疯出了兰大，疯出了西北，疯遍了大江南北，连庄严伟岸的长城也留下了他疯狂的叫声。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疯狂“英语革命”风云骤起，并且旷日持久。

    在他疯狂的行走与呐喊中，“I enjoy losing my face”(我热爱丢脸) ，成了向自我宣战的檄文，而“Conquer English to make China stronger.”(征服英语让祖国更强大。)则是他对祖国的宣誓。

    一个原本惧怕英语的力学系学生，最后却成了英语界的黑马，就像外语系毕业的水均益最后却成了中国新闻界的名人，难怪有人说培养怪才是兰大最大的癖好，一如神秘难测的敦煌在茫茫戈壁孕育出那一弯迷人的月牙清泉。

     如果说七烈士是忠勇刚毅，九死不悔的兰大，那么李阳就是狂放执着，孤标傲世的兰大，而他们竟然穿越半个世纪，奇异地交汇在这小小的木亭，这难道是在冥冥中宣示着什么神秘的精神符码？

    神秘的大西北，神秘的百年校园，难道竟浓缩在这一池湖水、一弯石桥、一座古亭之中？

  五  山

    烈士亭的后面，是一个矮矮的小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中间有一条石阶小路，拐拐折折，通向了山顶。拾阶而上，枝叶袭身，树影婆娑，没有二分钟就到了山顶。山顶没有树，圆圆的，上去之后，就会发现，这实在不足以称之为山，充其量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土堆而已，只不过在它的下面长满了高高矮矮的树而已。可是，你又不能不把它叫做山。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怀拥着兰大的西湖，拱守着悠悠烈士亭，守望着朗朗书声和晨钟暮鼓，苍松翠柳之间，土堆亦可以为山，而且竟然灵动无穷，超越了一般的山。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校园里绿波荡漾，花海起伏，图书馆的钟楼隐约其间，时而传来几声悠远的钟声和布谷鸟梦幻般的鸣叫，更是凭添了几分典雅与超然。

    若是夜间，在山顶抬眼远眺，就会看到皋兰山顶的隐隐灯光，而白塔山的白塔也定会在对面那边遥相呼应，两山对峙，默然无语，中间是浩荡的黄河汩汩滔滔，川流而过。在这里，山水错接于这条狭窄的山谷之间，山的凝重拘束着水的飘逸，而水的奔流又猛烈地冲击着山的固执与阻挡。最终，水在山的铁臂间劈出了一道缝隙，它裹挟着巍巍昆仑的狂傲，冲进这个顽固的山谷，奔腾，激战，然后，将烈烈战火熔炼而成的那一抹精英从那扇狭窄而厚重的山的门缝间迸射而出，呐喊着直冲大海。这里吸纳，也释放，而且只有刚劲有力的东西才能如此来去。惟其如此，兰州才是独特的，它将保守和放达并置，将浓烈的家园意识和强大的破茧求新意念内化于胸。

    雷达先生曾在他的散文《皋兰夜语》中说，“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在这里，“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这实在是非常精辟的论断。

    而这就是兰大的襁褓。

    子曰，“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可在兰州恰恰相反，西北险山峻峰太多太多，相比之下，皋兰山和白塔山似乎都矮了一些，俯瞰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站在兰大的这个小小的山顶上，仰望天宇，静思默想，才能感受这片土地的心跳。这时，置身寂寂黑暗，四周静默，夜色无边，皋兰山身影崔嵬，黄河水声意犹在耳，恍惚之间，温文尔雅的兰大仿佛一个穿越历史，仰望苍穹，苦思冥想的智者，俯仰于高天河谷之间，历史与现实，沉重与飘逸，在她的眼中一刹而过。她似乎是兰州灵魂的核心，又似乎是兰河州谷的最后一道防渗层。这里有保守，也有开拓，有焦虑，也有沉稳，有崇贤，也有官僚，有离开，也有坚守，中国高校一切的尴尬与痛苦都如此强烈、如此深刻地交织它灵魂的最深处。

    坚韧，是它唯一的法则。

 六  像

    绕过这山，就是矮矮的逸夫科学馆，那是由邵逸夫先生捐建的一座四层小楼。楼的旁边是一个曲折的石材走廊，走廊不长，也不大，白色的圆柱，顶上是灰色的石质花架，上满爬满了各种绿色的藤类植物，紫色的、白色的花稀稀疏疏，就像散落的宝石。走廊的前面，是烂漫的迎春花和清脆秀颀的翠竹，迎春花低而疏离，幽香点点，竹子长而茂密，枝叶斑驳，鸟儿飞鸣，恍若隔世。

    这里倒像是兰大精心呵护的一个世外幽园。

    江隆基的雕塑就坐落在这个宁静的林子里，它是兰大校园里唯一的一座人像雕像。江隆基的雕像不高，黑色的底座凝重深沉，支托着灰褐色的半身头像。雕塑的江隆基目光平视，神情淡然而沉定，眉宇间露出丝丝苍凉，他的两面面颊上有一道道雨水冲刷留下的印记，象泪水，又象汗水……

    江隆基，这位兰大黄金时期的开拓者，这位日夜心魂相系的兰大校长，他的心神为什么如此复杂？这片苍凉的天空又为什么如此忧郁？

    一切似乎都要从那些浩渺的历史讲起。

    一百年前，时任甘陕总督的湘军名将左宗棠在兰州萃英门设立甘肃贡院举办乡试，而后甘肃贡院在宣统元年（1909年）更名为甘肃法政学堂，从此揭开了兰大的历史。从1909年的甘肃法政学堂到兰州中山大学，从国立兰州大学到如今的兰州大学，兰大已经有二十余位校长执掌兰大。解放前有广延良才，初建兰大体系，最终却因不满对兰大的不合理裁撤愤而辞职的邓春膏，有慎选师资，广罗仪器，力购图书的辛树帜，据说，当时兰大名师如云，有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可谓人才济济，人称“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指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名教授）”。顾颉刚先生在《积石堂记》中亦盛誉云，“两年之间，积书１５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解放后，又有激励师生不要理，不要怕造反派，多读书，多思考，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为信条的辛安亭，也有炽爱兰大、绵里藏针的林迪生，更有拨乱反正，重建兰大的刘冰，他们对兰大来说，都可谓功勋卓著，然而，为什么只有江隆基能够雕像于兰大，独享尊荣？

    这又是一段不得不说的历史，它记录着这个命运多舛的大学至今难以抚平的隐痛。

    而这段历史的主角就是江隆基。

    江隆基，这位当年号称“白杨沟四进士”之一的陕南西乡人，一路走出北大，走出日本明治大学，走出德国柏林大学，帮助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历经腥风血雨后，在1952年再次复归北大。

在北大，他支持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自由发表，尊重朱光潜的学术地位和治学方法，努力开设介绍罗素和凯恩斯的课程，他将自己较为宽敞的燕南园57号院让给了冯友兰，让严仁赓搬进了冯友兰较为狭窄的52号楼，自己则搬进了严仁赓没有暖气的50号院。在他主政的时间里，北大稳步发展，欣欣向荣，取得了难得的发展。

    因此，马寅初无不感慨地说“他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很幸运”。

    1959年，江隆基出任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开始了对兰大的苦心经营。可是没有人能想到，江隆基来兰大并不是如许多人所猜测的那样是来援建兰大，而是因为陈伯达和康生嫌他反右不力，让他顶替原定来兰大的陆平，流放兰大，而后者则代替了江隆基在北大的位置。

    和历史上许多被流放的士人一样，江隆基带领着象赵俪生一样的一大批同样被“贬谪”到这个偏僻的大学的学者们，忍辱负重，企图振兴兰大。

    象屈原，又象韩愈和柳宗元，象范仲淹和苏东坡，又象王阳明和徐林则，他也许仅仅是想躬身践行中国文人董道而不豫兮、遇挫弥坚的贬谪理想而已，不料最后却依然难以避免灭顶的厄运。

   流配的校长，流配的老师，孤悬的大学，造就了悲壮的江隆基，悲壮的兰大。

   7年时间里，人们看到的是，江隆基将一个“大跃进”后一片混乱的兰大，逐步治理成一个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兰大，江隆基的理想在慢慢展开，而兰大的黄金时代也终于来到了。

    兰大人很难忘记如秦大河所说，“永远穿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中山装”的江隆基校长，如何呕心沥血，治理兰大的。他总是热情慷慨地夸奖某某老师是“兰大门柱”； 三年困难时期一位教授上门提交辞呈，他热情地让座之后，二话不说，翻箱倒柜地搜寻家里余留的白糖（当时白糖很难买到），给教授泡制糖水，看到这种情形，教授留下了眼泪，最后选择了留在兰大。自此“兰大门柱”和“一杯糖水留人才”成为佳话，广为流传。

同时，他顶住压力，果断启用当时屡受压制，劳动改造的郑国锠和赵俪生等教授，使他们成为兰大享誉全国的名教授；他广延人才，当时，单单中文系就从其他大学引进了杨伯峻、黄伯荣、祝敏彻等著名学者。兰大由此名师云集，逐步由一个西北边陲的偏僻大学一跃而成为备受注目的名校。

    三年困难期间，他还和学生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共度难关，也经常把别人馈赠给自己的诸如牛油、白糖、 食品之类的东西全部送给学校的幼儿园，至今令兰大人怀念不已。

    就在兰大得遇良帅，准备奋起直追的时候，历史却把兰大和江隆基开始悬置于一个悲剧的漩涡之中，使他们随着那场疯狂的运动坠入了茫茫深渊。

    那是1966年6月7日的兰大，校园里一切如故，但是狂乱的历史已经不能容忍兰大的独善其身，象其它大学一样，一场激烈而又尖锐的斗争开始在这里上演。支持江隆基尽力保护老师学生行为的多数兰大师生和批评江隆基“右倾”的狂热分子开始了猛烈的争辩，而且愈演愈烈，无法息止，他们忘记了休息，忘记了吃饭，辩论了六个小时之久，以致无法控制局面的省委工作组只好请江隆基来平息事态。当江隆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台下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江隆基焦虑地摆手制止，但是场内掌声却愈加强烈！

    悲哀的是，兰大师生对江隆基仰慕和支持的掌声，不但没有回天于危乱，反倒成为了将江隆基彻底坠入深渊的推手，难怪事后有老师不无哀叹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掌声把江隆基送上了断头台。

   直接的证据是，6月8日凌晨3点，被激怒的省委工作组在大批公安干警、工人、农民的簇拥下，猛兽般扑进了兰大，一场浩劫在血腥的揪斗、游街、罪跪、殴打中展开，而江隆基则成了这场劫难的典型。

这位对兰大痴心不改的校长很快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学生押上用桌子搭起的高台上，批斗，罚跪，毒打。他被头上戴上沉重的铁笼子，强迫在操场里跑，鞋子拖掉了，手表打掉了，身上青肿了，但他始终高昂着头，义正辞严地说：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相信真理”！

    “不能这样对待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我是一校之长，责任由我承担”！

    “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仅仅几天之后的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兰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江隆基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日下午，江隆基含冤离世，年近61岁。

    历史回转，1937年到1938年间，江隆基在西安二中任校长时，国民党军队在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上刺刀，拉枪栓，气汹汹地逼向学生，闻讯赶来的江隆基对着军队执勤长官怒喝：“你们谁敢动我的学生！你们要开枪、捅刺刀吗？好！要开枪，就向我打，捅刺刀，就向我这里捅！”他就像一个护雏的老鸡用自己并不强大的翅膀对抗着恶鹰的攻击，其情状何等悲壮，而其爱生之情又是何等炽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爱生如子的校长却最后死在自己呕心沥血的校园，死在自己真爱着的师生的威逼之下！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耶稣。当这位伟大的人类救赎者被他企图救赎的人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他的人耻笑他，“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面对自己力图用宝血洗尽他们罪过的民众和在罪恶中狂放自大的狱吏，悲哀的耶稣仰望苍穹，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呼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死去，完成了道成肉身的献祭。

    当江隆基绝望地弃绝他企图寄之以道的兰大，在自己关爱的学生的拳头和同事的检举揭发下，最后仰望兰大的天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象耶稣一样，悲悯地呼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不是也会对这片深情的土地喃喃自语，“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耶稣复活了，而江隆基则被弃置掩埋在乱坟岗，永远长眠于地下，他的道在哪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江隆基究竟是怎么死的？兰大不知道，人们不知道。

    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江隆基是上吊自杀，实为自戕。然而诡秘的历史却留下了丝丝疑云，让人回味。江隆基死后曾经参与收尸、心直口快的兰大膳管科科长马国贵逢人便讲：“江校长不是自杀，上吊的人我见过，不是这样的。”然而1978年兰大成立“江隆基专案调查团”调查江隆基死因的时候，马国贵却神秘失踪，从此踪影皆无。

桀骜的高尔泰曾坦言，江隆基是被人用铁钉钉进脑壳而死，也有人认为是他从二层楼上跳楼自杀，更有人说是他死在黄河边上。没有人知道究竟那种说法是真的，但自此，江隆基的死在兰大，乃至中国教育界都变成了一个讳莫如深、众说纷纭的谜团。

    这就是兰大校长的结局。

    值得玩味的是，在江隆基被斗屈死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如一，坚定地为江隆基辩护的却是两个与知识无缘的人，两个看似与神圣的大学似乎毫无关系的人：一个是兰大后勤处长邱贤道老红军，另一个是江隆基家的保姆。他们在“文革”中自始至终一口咬定：“江校长是好领导，好干部。”任打任骂，绝不改口，拒绝揭发，甚至连称谓都不变。

    这就是兰大。

    细细咀嚼历史，当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那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破空而来的时候，当独立高贵的大学精神被狂热的意识形态的绳索所捆绑，并且越勒越紧的时候，大学的轰然倒塌已经无可避免，更不要说滚滚而来的“文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兰大又何以能免！于是，学生因蛊惑而疯狂，老师因坚持而被摧残。据统计，单单在兰州大学，仅仅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除江隆基外还有６个人被批斗而自杀身亡，１４人自杀未死，此外，还有的致残，有的被劳动改造致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兰大副校长陈时伟，这个曾留学美国、全国15个有机化学二级教授之一的著名学者，最后竟然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

    沉重的巨轮转动起来时，没有什么能够避免，没有谁能够逃脱悲剧的谶言，北大没有，兰大没有，江隆基没有。

    江隆基在北大6年，仅仅被贬谪到了兰大，而在兰大7年，就被夺去了性命，诡异的历史，沧桑的兰大，你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

    是的，江隆基死了，但兰大依然挺立

    坚毅，忍辱，沉默，悲情和孤独则由此成为兰大的灵魂。

    兰大就象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虽屡遭疏离，多遇不幸，却依然屹立在这个保守而又执着的河谷的中心，挺立在中国的西部，一如西部伟岸的山。

    江隆基雕像前面，是逸夫科学馆和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中间是几颗高大的柳树，繁茂而伟岸。广场的的前面是手球场和篮球场，它们的旁边是一个别致的园子，四周全是如盖的泡桐，挂满了紫色的花蕾。坐在下面的石椅上，遥感不远处的江隆基雕像，仰望天宇，天高云淡，花团锦簇，宛若空谷，加之草地绿柔，松柏古穆，让人禁不住想起詹姆斯·莱特的那句诗：

    That if I stepped out of my body I would break\

    Into blossom

     如果我能挣脱我的躯体，我将开放

     一树繁花

七  楼

     出了江隆基雕像前的小广场，往前走，就回到了校门前的旧文科楼旧址。旧文科楼已经拆掉，新楼尚未动工，只留下一片残迹。原来的旧文科楼是一个苏式的“几”字型四层教学楼，前面是一块加大的草坪，中间点缀着一些高矮有致的松树，后面是一棵棵手掌般盛开的丁香树，巨大而繁茂，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随风一吹，香味扑鼻，缕缕不绝。此时，坐在旧文科楼上，开窗启书，那满屋的缕缕幽香，竟不知究竟是书香，还是花香。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这座低矮陈旧的小楼竟承载着太多的历史。

    就是在这里，当年号称山东大学史学“八大金刚”中最年轻的一个、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的赵俪生被流放到兰大之后开始了他的史学宣讲。这个被发配的“老一代清华精英”几经磨难，却在偏僻的兰大找到了宣教的圣坛。当他气势磅礴，雍容大度地讲解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史、古代分史和社会性质等号称史学“五朵金花”（ 史学大师向达称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为史学“五朵金花”）式的历史难题时，他绝妙的板书，庞杂的文献，精准的外语，深奥的理论，博采通论的讲解，倾倒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江隆基率领的听了他两年中国通史课的崔乃夫、丁桂林等学校领导，人们形象地称他“五绝”（板书、文献、外语、理论和博而通）教授。江隆基赞叹说，“听赵俪生的讲课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也不无敬佩地说“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是为至评。 

    景芳先生曾经精辟地评说赵俪生的超然独步的学者情怀，说他“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论学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当其与友人纵论天下事，热情奔放，不可羁勒，盖其天性然也。”  

    他惜才。1978年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时，他力排众议，招收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矫正视力仅0.7, 只有初中学历，但成绩优秀的秦晖，并放言：“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后来。秦晖果然名播天下。
    如今，楼房虽拆，然松柏依旧，丁香如故，而先生已经寂寂远逝，一如山东大学殷焕先教授之赠诗“可杀方知是霸才，心高云汉舌风雷，可怜盛世存儒雅，好近班书酒一杯。”

    正如江隆基所言，是这些苦苦耕耘的“兰大门柱”们将文化的种子植入了西部这块贫瘠而干涸的土地上。他们人虽逝，而文字不朽！

    站在旧文科楼的残迹前，风吹过耳际，一个名字意犹在耳——高尔泰，一个让兰大人至今依然依然讳莫如深的名字。

    高尔泰，这位与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齐名的中国现代五大美学家之一的家园寻找者，仿佛流转飞舞的蒿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驻足于这里，面对无数渴求的眼睛，意气风发的讲解美学——他的终生情侣。 

    这个一生执着于美思考与探索的文弱书生，骨子里是一种不甘流俗的桀骜不驯，他终其一生都在苦苦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然而却不意因为1957年《新建设》上发表的一篇《论美》而遭批评，直至开除公职，流放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陷入精神的炼狱。这个倾心于异化理论的近乎唯美的灵魂，在寸草不生，饥馑横行的夹边沟，终于惊诧地体验了生存的残酷和人性的异化。在那里，他目睹了死亡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美、人性——这些人类灵魂深处最为柔软的希翼第一次遭到了血淋淋的考验。

1   959年因为替甘肃博物馆创作十年大庆宣传画，高尔泰才得以逃脱厄运，尔后追随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到敦煌参悟古代壁画之美，“文革”中，他再遭厄运，直到1978年平反，才登上了兰大的讲台。

    在兰大，也就是在这个旧文科楼上，高尔泰意气风发，时而美术，时而古诗词，妙语连珠，口吐莲花，引得许多包括中文系在内的外系学生都纷纷涌进哲学系的教室，以至二百多人的教室也人满为患。美的灵光和人性的光辉照亮了那些饥渴而又懵懂的心灵，也激活了这个原本沉寂的校园。他想创造一片灵动的空间，让兰大在高贵的人性和浪漫的美中成为标杆，这是一个多么妙曼而又伟大的理想啊。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理想，有脱俗的设想，也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他不修边幅，脾气古怪，不通人情世故，经常一个人跑到食堂打饭，旁若无人地买一盆面条，弄点咸菜，然后梦游一样消失。他象魏晋文人一样，狂放不羁，孤傲成性，如一个黑色的精灵，飞跃兰大的天空，穿透压抑阴暗的天宇，散发出启蒙的光辉。

    高尔泰的骨头是硬的。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他因为宣讲异化理论而被甘肃省委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传言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高尔泰人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后来他被停课，又被复课，但倔强的他坚信美学与政治无关，为了抗议停课的粗暴，他要求只有得到道歉才能复课，可是兰大党委拒绝了，于是，桀骜的高尔泰选择了离开，为了寻找精神家园，他断然舍弃了兰大这个家园。

    玉宁碎而不能瓦全。

    在离开兰大之前，依依不舍的哲学系同学强烈要求高尔泰再做一次异化理论的讲演，党委禁止，学生就贴海报，党委派人撕学生再帖，撕了帖，贴了撕，如此往返几次，最后却引来了更多的听众，甚至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学生的一致要求下，高尔泰挤上了讲台，开始了动情的演讲，他说，是人就要象人一样活着，要把人当人，人不应该被这个世界其它的东西所挤压而变形，异化。高尔泰激越的演讲和学生们不断的提问互为迎合，激活了他个本该沉寂的夜晚，那似乎是兰大和另外一个兰大交战的夜晚。

    据说当时高尔泰哭了，在场的好多学生哭了。那是一次充满了决绝的告别式的讲演，因为从那以后，高尔泰没有再做过讲演。

    灯光明灭的夜色里，高尔泰给他所钟爱的兰大留下了深情的赠言：每一个人都要努力营造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的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创造一个可供人类灵魂安憩的家园。

    然后，高尔泰毅然地转身离去，留给世界一个孤傲的背影。

    就象法国曾经放逐了雨果，德国曾经放逐了海涅，苏联曾放逐了索尔仁尼琴，兰大这次轻轻地放逐了高尔泰，任由他飘向川师，飘向南开，飘向南大。

    当美和自由被异化了的时候，到底哪里是兰大的家园？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兰大，究竟是惨烈，还是悲壮？是固执，还是坚守？

八  院

     在本部校区出来，穿过麦积山路，就是本部家属院。本部家属院地处天水路十字，是天水南路和定西路的交叉处，毗邻火车站，是兰州的黄金路段。进入本部家属院，放眼望去，除了高耸的松宅和柏宅，还有较新的八号楼，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一二十层的专家楼以外，其余几乎都是五六十年代四五层的苏式家属楼或筒子楼，高高矮矮，业已陈旧不堪，有好多依然是两家合用一个厕所，里面住着一些年轻人和曾经为兰大奉献了一生的老教授们，时常有两家为上厕所的事互相龃龉。

    尽管已是春天，但是站在天水路环视一望，在林立的高楼群中，本部家属院象一道冷涩的风景线。

    这道冷涩的寒光，直接改写了兰大的历史。

   78年以后的兰大，一批重返讲台的学者在长久的压抑之后，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他们励精图治，群策群力，在艰辛的努力后终于迎来了兰大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期，兰大现象名震于世，1995年，美国《科学》周刊评出了中国13所最杰出的大学，兰州大学位居第六，这是兰大最为辉煌的时期，

    然而，进入世纪交界期，在群雄争霸的中国大学中，兰大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地方经济的贫弱以及意识的保守落后，却日渐消沉，渐行渐远，一如这个陈旧没落的家属院。

    在“孔雀东南飞”的大潮中，许多兰大的老师都纷纷远走他校，兰大成了其它高校人才争夺战中的一块肥肉。据说，离开兰大的老师完全可以再建一个兰大。

    急速猛进、消费至上的时代里，兰大的年轻一代再也不愿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狭小的住所，浓重的官僚气息，令人窒息的农民意识，都已经成了他们成就辉煌人生的障碍，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弃兰大。

    离开，已经是兰大无法对抗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说，高尔泰的离去是家园被毁后的悲愤与无奈，那么这一代的离去，则是利弊权衡后的大逃亡，是在市场风浪中企图迈向新生的挣扎，交织着留恋与负疚的煎熬。

    都说 “孔雀东南飞”的冷酷，可谁又知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不舍和剧痛！

    兰大，仿佛是一个昨日不再的贵族，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不断地焦虑，网民眼中她是“中国最委屈的大学之一”。

    然而，兰大并不甘心于落后，合兰医，建分校，建校舍，春风吹过处，兰大正在涅槃中重生。

    走出兰大，回首兰大，百年沧桑似乎在春天的拈花一笑间轻轻划过。美丽的兰大，感伤的兰大，沉重的兰大，究竟该怎样刻画你才好？

    禁不住想起了胡杨树，这种傲然挺立于中国西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的英雄之树，传说它有三千年的悲壮轮回，一千年活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棵不大的胡杨树，竟能牢固一亩沙地，而成片的胡杨林，则能挡住狂风飞沙，给死寂的戈壁沙漠带来勃勃生机。

    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胡杨树！

    在沙狂风急的时候，它用柔枝嫩叶慢拨轻扫，将茫茫黄沙散落于树下。风愈猛，沙愈厚，它益发挺立向上，金黄的叶子与蓝天、白云、黄沙互相映照，在浩瀚的沙漠显示出生命的高贵与坚韧，虽屡遭风雨，依然傲骨不减。

    因为它的坚韧，在它的周围，勇敢的芨芨草、骆驼刺、旱芦苇、红柳树相继磅礴生长，交织出一片翠绿和金黄，散发出生命的欢欣！

    那么，兰大，就让我把你比作一棵伟岸的胡杨，苦难深深，勇毅沉沉，你是西部的家园。

   禁不住问自己，兰大的春天，百年的孤独，为何如此忧郁？

                                          初稿成于2009年4月11日凌晨1点半

                                                    修改4月13日下午四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