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评论.政能亮】生态环保与经济增长，不是难调和的矛盾

 政能亮特约评论员 蔡银寅

“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是群众所盼、民生所系。要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科学防治、促进绿色发展。”李克强总理在9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当天的会议指出：加快提高环保技术装备、新型节能产品和节能减排专业化服务水平，加强国际合作，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推动实现生态环保与经济增长双赢。

简单来说，实现生态环保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就像处理好呼吸与吃饭的问题一样。要说重要程度，呼吸和吃饭都很重要。但二者不是一组矛盾，而是一种选择，一种协调与平衡。至于该重视哪个多一点，则要看具体情况。

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空气质量整体好转，改善明显。重点区域已从超重污染转向较重污染或中度污染，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进入轻度污染阶段。这一形势的转变，也意味着城市大气污染逐渐从强源时代转入弱源时代，具体表现为看得见的重污染源减少甚至彻底消失，而看不见的、复杂多变且数量庞大的弱污染源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也必须要适应这一形势的转变，采用新的策略。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无论是排放标准的实施，还是环保技术的使用，一旦大面积普及，短时间内就很难再有增量，减排也就会进入瓶颈期。现阶段，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减排的成本越来越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难度越来越大，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控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基层生态环境部门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如果不深入到大气污染治理一线，估计很难想象一线工作人员的忙碌程度。在笔者的手机里，大气污染治理微信群永远是最忙碌的群之一。张科长：杨总，为什么现在这个学校的PM_2.5全市最高。杨总：收到，马上排查。陈局长：小许，看看为什么这个站点的SO₂现在是全省最高。小许：收到，可能是因为附近有露天烧烤，马上联系城管局。类似的对话，在地市级以下的大气污染治理群中每天都要有上百条，甚至上千条。

对于这种现状，我们不仅要问，至于这样吗？回答肯定是，至于。其实，基层人员的忙碌，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体制上的约束，更多则是技术上的无奈。

一方面，空气质量排名已经成为基层人员工作的指挥棒。空气质量数值是反映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不仅有绝对量的考核，还有改善量的考核。这种唯分数论的方式，导致争取排名成为基层治理工作的首要追求。即使在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气，只要我的数值比周围高，就不能放松，就要督查。虽然此时的治理活动往往没有多少成效，但这是一种工作态度，因为排名的思想压力时刻存在。

另一方面，基层工作人员对大气污染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他们看来，空气质量数值高于周边地区，就一定是污染物排放的原因。事实上，很多时候，微观气象条件、设备误差、排放的波动性，都会导致这种数据的差异。处理这种差异的最好方式就是先放一放，等等看。否则，就会陷入到极度的无效忙碌中去，也不会获得太大的成效。

随着弱源时代的到来，强源时代养成的工作习惯也要调整。

弱源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隐藏较深且比较分散，不像强源那样容易发现。比如，我们看到烟囱可以联系工厂让他装上除尘装置，却不知道谁家的油烟净化器没开，也不好判断路边的树坑到底会产生多少颗粒物。实际工作中，很难再用烟囱时代的思路去对付楼顶积灰、厕所排气口、餐饮油烟以及小范围的溶剂使用。但这些不起眼的污染源，却是弱源时代的主流。

针对这一状况，基层需要寻找低成本的治理方法，用有限的投入，获得最大程度的空气质量改善。本质上讲，呼吸和吃饭的选择问题，并不是减少排放与空气质量改善的平衡，而是大气环境资源消耗与福利获取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有时间上的含义，也有空间上的含义。

因此，现阶段，摆在基层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不再是减少排放，获得空气质量改善排名的问题，而是成了减少哪些排放，什么时候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大气污染治理的价值取向，从绝对的空气质量改善，开始向大气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转变。基层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也会从原来的简单粗暴，向精细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转变，还需要技术上的支撑和时间上的沉淀，不可能一蹴而就。

(作者蔡银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环境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