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为什么“跑”了

这两天，一篇名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激烈争论。

在此之前，李嘉诚大量出售名下内地商业地产，收购英国电信、意大利电信等欧洲资产；年初，李嘉诚把公司注册地改为开曼群岛，并在港上市。当李嘉诚商业帝国中唯一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长和系公司，电能实业并入长江基建后，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将全部迁离中国。

对于过去两年一直在香港和内地进行资产拆分和出售的李嘉诚而言，逃离香港和内地或将成为既定的事实。这一系列的举动让一些人发出惊呼，李嘉诚撤资了，李嘉诚跑了。

首先，这些操作，基于商业考量的理由是成立的。从大背景看，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同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而欧洲资产相对便宜。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原因，进行全球资产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但是，商业与政治很难截然分开，特别是对于李嘉诚这样的人来说，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他们一直被视为稳定香港的力量。

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出现了移民潮，这种移民潮的原因，在于当时香港人对未来的预期。为了打破这种预期，为了维护香港的经济稳定，内地选择了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港资集团作为稳定的基础，形成一种默契。

在这个默契之下，李嘉诚们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地方政府更高看一眼，是更容易拿到的土地，是法律空间内更自由的操作。在这个默契之下，在中国大陆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李嘉诚们也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发出惊呼“李嘉诚跑了”，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隐形的契约，或者，更准确的说，默契。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个惊呼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在很多人看来，李嘉诚没有遵守这个默契，当然应该被批评与谴责。那么，这个默契在道义上是否应该得到尊重？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这个默契的性质。

这个默契，实际上是内地与香港的一系列明确契约下的一个小小默契。内地与香港的契约，从政治意义上看，是一个共和国与共和国内一个地区公民间、向世界宣告的契约。在实际政治操作上，体现为基本法框架下的一系列制度。如果更简单的说，则是邓小平的那一句话：五十年不变。这个契约应该得到尊重，一如这个默契应该得到尊重。

当然，李嘉诚跑了的惊呼，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剧烈的争论，除了标题的大胆，问题的直白，价值观的冲突之外，更重要的，还因为牵涉到更多更切实的思虑。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移民倾向，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方面，这种倾向也出现在韩国等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是正常的、符合规律的。按照在现代国家观念，这是公民个人的合法的自由与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富人也有一个暗含的契约。不过，现在的情况确是，一部分富人，在富了之后，却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也改换为外国身份。当个体权利变为群体倾向的时候，无论如何，这也阐明了群体对于社会现实的预期。

太阳之下无新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移民大潮，与当下的“李嘉诚跑了”，乃至富人跑了，或许只是同一问题反复体现。至于该不该跑、默契是否应该得到尊重，答案也蕴藏在历史之中。（西部企业信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