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不单留下关于大疾病的记忆，很多官员也因此彻底改变仕途走向，凤凰网推出《非典十年启示录》，独家对话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杨小军称中国问责制从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引起公众关注，多少带有一些政治问责的性质，被问责的官员如果级别高，实际主要是一种政治责任。为什么会承担政治责任？因为党和政府在具体管理中有失职、渎职的地方，造成严重后果或很不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政府。作为政治集团的成员，他来承担政治风险，承担责任后果，是应该的。所有政治官员都应该有承担政治责任的能力和魄力。
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党政干部问责制、行政执法等，主持社科基金与法学会“行政问责”有关课题。
对话：周东旭
非典问责：主要靠领导而非法治易产生不公平
凤凰网资讯：2003年非典时期的官员问责是比较严厉的一次，当时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措？
杨小军：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事情的严重性事先谁都没有估计到，一开始遮着盖着，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被传染，越发严重，有了很现实的危险，迫使重新调整思路。
第二，政府面临着诚信危机，因为一直说不严重、极个别，实际上传播范围已经很宽，民众都能看到感觉到，政府面临诚信危机，为了挽回危机，取得信任，问责开始升级。
凤凰网资讯：当时被问责的两位主要官员级别之高出于人的意料，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对这么高级别的官员问责不常见。
杨小军：当时，在省部级领导中问责，从公众和社会接受度看，是有点突兀。实际上也没什么，很正常。大众都是根据官员级别来判断政府对事件的重视程度，这对各级官员也足以起到是杀一儆百的作用，能挽回政府受损的信誉。
在此之前，1979年渤海2号沉船事件，死亡72人，责任追究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身上（编者注：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1988年1月24日，火车事故造成88人死亡，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
因此，非典时处理一个卫生部长和一个北京市长，也属正常，毕竟确实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而且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害。另外，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确有失职之处。
凤凰网资讯：在现有政治体制下，问责制度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小军：对官员来讲，威慑作用肯定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地方基层领导干部，他们都觉得压力很大，这是“拿乌纱帽”的事，有些人辛苦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职位，因为一个事情就下台，从此一蹶不振。最大的正面作用，就是督促官员们尽职尽责。
但是问责的程序和标准是什么？到底谁来启动问责机制？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靠人治，上级领导批了，就去问责；如果上级领导没批示，大多情况下没人敢动，事情放过去了，被问责的官员就想不通，其实别人的责任可能并不比自己小。因为问责程序的启动主要是靠领导个人重视程度，而不是靠法治，就容易让人觉得不公平、不准确，导向作用会打折扣。负面的东西还是有的。
孟学农：被问责并不等于不称职但他要为失职负责
凤凰网资讯：有人认为孟学农其实是一位比较务实的官员，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就下台，觉得比较可惜，你怎么看？
杨小军：因为某一件事情对官员问责，由他承担责任，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他可能相对还比较称职。但是，我们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在具体应对措施中确实有失职，也许90%的事都不失职，可最后10%确实有失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党政高层领导，应该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凤凰网资讯：2003年非典时期，孟学农刚刚担任北京市长，是作为一名政治新星出现的，非典对他个人的仕途有怎样的影响？
杨小军：从此这颗新星就陨落了，这是肯定的。他的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要想继续拥有很大进步，可能就会有障碍。
对他个人来讲，可能是很惋惜的事情；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讲，也很正常。因为体制决定，往往不是一个人盯一件大事，而是一群人，不能让大家都来承担责任，谁关联度最大，就把他问责。
凤凰网资讯：你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怎么看？
杨小军：我和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如果问责的是中层和基层公务员，我认为他们还应该有复出的机会。但是，对于高层，我建议永远不要复出。
把问责作区分，一种叫政治问责，一种叫行政问责。中国问责制从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引起公众关注，多少带有一些政治问责的性质，被问责的官员如果级别高，实际主要是一种政治责任。为什么会承担政治责任？因为党和政府在具体管理中有失职、渎职的地方，造成严重后果或很不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政府。作为政治集团的成员，他来承担政治风险，承担责任后果，是应该的。所有政治官员都应该有承担政治责任的能力和魄力。
在高级别官员中，问责或多或少有谢罪的性质，这事弄错了，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以此“谢天下”。如果按此政治逻辑，“谢天下”就不要再回来了。
对执行政策的中、基层官员来讲，他们没有决策的能力，那是行政问责，经过一两年或一段时间后，还应该有复出的可能。
凤凰网资讯：也有人认为隐瞒事态发展可能与整个体制或当时特殊情况有关，只是针对个人的问责或许会有失公允。
杨小军：我们现在没办法了解内幕，第一，不知道隐瞒情况是他定，还是不完全由他决定，这些内容公众无法知晓；第二，隐瞒也好，封锁消息也好，是不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考量，我们也只是在猜测，没办法深究。
因此，被问责的官员在现有体制下，多少让人感觉有点吃亏，事情可能不是他一个人定的。也有很多人议论，认为他们可能只是“替罪羔羊”，但怀疑只是怀疑，如果他真的是“替罪羔羊”，在这种体制下，他也是责任人之一，牺牲他一个，保全若干人。如果是在这种模式下，被问责本人的心里会不太平衡，问责所起的正面作用也要大打折扣。
凤凰网资讯：官员被问责对他们个人的政治生命会有怎样的具体影响？
杨小军：按照制度上的规定，被问责官员一年之内不能在原来职位上做事，两年之内不能提拔。可能更多人关心的不是制度上的影响，而是事实上的影响，问责对个人进一步提拔重用，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因为能够继续进步的人很多，在下一步考虑人选时，会更被边缘化。
凤凰网资讯：从非典对官员命运和仕途的影响看，在被问责的官员中，非典对谁的未来政治前途影响最大？
杨小军：当然是孟学农了。在我们的官场上，从我掌握的数据看，连续两次被问责的，可能唯孟学农一人。
从公开信息就能看得出来，他当时任北京市市长，我们都知道，全国有那么几个地方，我们叫做大省、大市，地位不是其他省市能够比的。他算是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新星，问责可能使他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既然已经被问责，后来又成为山西省省长，山西是矿产资源大省，在各省地位也不可小觑，放在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上，暗示着他在政治上可能继续开足马力，引擎再次发动。结果又出事了。对任何人来讲，这两个岗位都是有发展前途的，两次机会、两次失掉，问责对他的影响很大、很大。
如果从2003年的发展势头看，孟学农应该远远不会是现在的结果，我觉得现在只是保留了位置，再想往上走，难度比较大。
张文康：已经快到退休年龄在“回家”路上被问责
凤凰网资讯：怎么看此事对张文康仕途的影响？
杨小军：情况不一样。当时，张文康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但孟学农才刚刚开始。有人刚出门，有人已经准备回家，都正在这个道上，大家统统被关到门外面。
凤凰网资讯：张文康部长被问责后也还算活跃，参加、组织了一些活动。
杨小军：这个不会影响。被问责的很多领导，都会有他的活动、岗位和地位，这是肯定的，不会让他归零，也就是说不再重用、提拔，或者说重用提拔比较难。准确表达就是离重用、提拔更边缘化，原来可能越来越接近目标，现在被剥离到外边。有没有可能重新被重用，理论上讲也有可能，但是由于在更边缘化位置，要接近核心层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费更大的努力。
王岐山和吴仪：很难说他们的仕途因抗击非典“受益”
凤凰网资讯：张文康和孟学农被问责后，吴仪兼任卫生部长，王岐山出任北京市市长，你如何评价当时吴仪和王岐山上台后的转变和变化？
杨小军：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上去，都会有类似的转变，因为大势所趋。当时非典有可能出更大的事，而且导致政府面临更大的诚信危机，因此他们实际上面临“救火”和挽救危机的责任。作为政治集团的成员，任何人在这个岗位上，肯定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就算换成其他两个人，也得按此思路和大方向来做。
凤凰网资讯：吴仪和王岐山的表现赢得不少赞誉，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对他们个人仕途是不是有加分的成分？
杨小军：有人下台就会有人上台，有人失就有人得。在这件事情上，无论王歧山，还是吴仪，他们会不会因此“受益”，我觉得不好说。高层的决策我们无法知晓，从事实上来讲，这么高级别领导的产生，显然是多种因素长期的结果，很难说是某一个因素在某一个时段，发挥了作用。某一事件也许会强化某一因素，但绝对不会决定。从我的观察来讲，可能得不出他们因此“受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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