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需要第二个胡耀邦

  在改革开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4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不少怀念文章，引起了民众的热烈反应。在国人的传统政治观念里，胡耀邦是一个晚年在政治上“失败”的政治人物，但人们到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甚至像温家宝总理那样的在位政治人物都曾不避忌讳地公开发文怀念他，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胡耀邦有共产党领导人所少见的人格魅力，他具有开放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具有廉洁正直的品格和无私为民的情怀，具有民主的作风和博大的胸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真正以推进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为追求。这也表明，人格和正义的力量是可以冲破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的。

回顾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只有两个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了人们的自发悼念，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引发的1976的四五运动，另一个就是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六-四运动。这两场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源于人民对当局的不满，迫切希望改革，而被寄予希望的被人民信任的政治人物却突然离世，人们感到极其悲痛和失望，因此悼念和呼唤改革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油然而发。今天回头来看，不能不承认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历史确实有相当公正的一面，周恩来、胡耀邦确实是建国以来真正廉洁、心系国家人民的共产党领导人。

人们怀念胡耀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急切呼唤改革。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积极的领导人，他领导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纠正建国以来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为300万人平冤昭雪；推动中国社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没有胡耀邦不畏艰难地主动积极推动，中国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如果说邓小平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后台，那么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就是推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三大主将，而胡耀邦是其中的领军人。没有像胡耀邦这样真正廉洁奉公、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纠正了“左”的错误，一举扭转乾坤，推动中国迅速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今天的中国面临腐败丛生、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不断蔓延、社会诚信和道德危机不断加深、民众不满情绪越积越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极其严重的问题，必须全面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改革，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矛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国家，才能实现中华复兴的梦想。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以官僚和富人这些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既得利益群体为改革对象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正处于事关中国改革最终成败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在共产党内出现第二个像胡耀邦那样的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领导人出现，将决定中国改革的最终成败。

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这是哲学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既有时事造英雄的情形，也有英雄造时事的情况。在中国2000多年专制社会的治乱循环中，基本都是时事造英雄，只要一个政权腐败严酷了，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临界点时，只要胆大，谁都可以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谁也可以做新的皇帝，无论是小小亭长出身的刘邦，还是穷得流落到寺庙当和尚的朱元璋。因为这只是破坏一个旧政权，基本按原样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已。但要让一个国家从传统集权专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要靠英雄造时势。一个传统国家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涌现出有一个不贪恋个人权力和利益、真正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的品德高尚的领导人，才有可能。

看看近代以来世界民主国家的发展过程，就会很清楚，这是一个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如果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听当时许多人的意愿当了国王，或在总统位置上做到死，就不可能有今天民主繁荣强大的美国。为何在伊斯兰传统深厚的中东国家中出现了土耳其这个现代民主国家，是因为涌现出来一个杰出领导人凯末尔。而其他伊斯兰国家则没有出现这样引领变革的领袖人物。而近代日本之所以能迅速摆脱落后局面，“脱亚入欧”而成为东洋强国，则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成功推动的明治维新改革。比日本强大得多的清政府之所以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则愿意慈禧太后只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不在意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台湾之所以能顺利过渡到民主政体，则取决于蒋经国在晚年时期的主动放权，解除党-禁-报-禁，限制蒋家人士参政，把权力交给台湾的李登辉。否则，台湾现在依然在蒋家王朝的统治之下。

反观中国，在160多年后改革和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如今依然徘徊在世界主流文明的门外，依然保持着2000多年来的国家治理方式，主要就在于政权始终掌握在自私恋权、思想保守的政治人物手里，思想开放、心系国家和人民的改革派政治领导人始终没能掌握实权。光绪皇帝接受新思想，愿意交出专制权力，学日本进行维新变革，但实权掌握在慈禧手里，只变革了百日就被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给废除了。晚晴迟暮的慈禧被迫顺应潮流，答应改革，搞君主立宪制，但已经晚了，君主立宪改革计划还没实现，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孙中山想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但不幸的是，掌握北洋军的袁世凯逼迫他交出了政权。而袁世凯权欲熏心，不满足于，还要复辟当皇帝，结果很快被推翻，使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后来掌握政权的是蒋介石，军人出身的蒋想武力统一中国，放弃了美国倡议的联合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大好时机，反而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幸好蒋经国吸取了他的教训，没有抓住权力不放，而愿意放弃家族利益、推动台湾社会的进步。但在中国大陆，毛泽东可不想做华盛顿，更想当为所欲为的秦始皇，不断搞政治运动，当其权威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经济建设的务实派的影响时，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动-乱。他直到临终也没有交出手中的权力。而正直无私的胡耀邦在动乱结束之后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联合邓小平等老一代改革政治家，迅速把中国引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不幸的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领导人始终没有掌握最高领导权，其深入改革在保守派的阻击下最终失败。这种失败主要源于胡耀邦的早逝，导致中国社会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过早摊牌。

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除了经济改革方面有所进展之外，政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基本停滞，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不计代价发展经济的片面畸形的经济社会，并带来了一系列危及中国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问题。全面改革已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推动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而要推进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层次改革，就需要有像胡耀邦那样真正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义、无私无畏改革的领导人出现。否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推进，更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国目前的改革呼唤英雄，需要出现第二个胡耀邦式的政治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