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迪
中国国务院最近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通知》，坊间称为“新国五条”，对房地产打压的力度再度升级。通过增税、信贷和监督等多种渠道，政府将以更严厉的方式调控地产。加上这一次已经是“十年九调”，想必大家都是身经百战，波澜不惊了，怎知还是掀起了一片狂澜。
这个时候，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60分钟》又十分应景地推出了“中国地产泡沫”的节目，让西方主流社会深深地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震惊。
在经历了去年创纪录的1170亿美元的资本账户赤字之后，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外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仍然迎难而上调控房地产，其勇气难能可贵。如果当年的布什政府也有这般勇气，则今日全球金融危机之悲剧或可避免。
纵观近两百年之历史，奠定中国这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基石，莫过于和平稳定的环境，而房地产调控将成为维护这个基石的主战场。有人说房地产调控会引发地方债务危机，即便如此，也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小代价。
布鲁金斯学会在给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建议简报《大赌注与黑天鹅》中，阐述到中国新政府面临四个重大威胁：基尼系数达到0.61乃社会动荡之源；腐败失控；群体性事件频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经济增速显著下滑。所有这四方面的威胁都与房地产泡沫息息相关。
首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总家庭资产的84.6%、61%的总金融资产、88.7%的总非金融资产。根据麦肯锡和民生银行的《2012中国私人银行报告》，中国富人阶层财富中最大的一块就是房地产，占比超过30%。
最近接连曝光的房叔房姐事件，揭示了依靠资本优势、信贷优势、关系优势，中国的既得利益人群通过房地产，向中下层人群征收了巨大的隐性税收，亦即房地产成了财富转移的工具。
在中国，从相对贫富的角度而言，房地产更多的是关于财富转移而不是财富创造。假使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大大降低。房地产调控是控制贫富差距最强有力的一个管道。
再次，根据全球金融诚信中心的数据，在2000年至2011年间，腐败官员总共向海外转移了高达3.8万亿美元的财富。其规模已经相当巨大，难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警告全党“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房地产成了腐败活动中利益输送最重要的管道。在房地产呈现的巨大利益面前，地方政府容易各自为政，使全国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诸侯政治局面。
复次，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的年均大规模群体事件有18万起，其中与土地相关的纠纷占比为65%（类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迁补贴不公，以及暴力拆迁等）。由于房地产市场成为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和权力寻租的重要工具，未来的群体事件会更加频繁。对此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举措，首先是把政绩同“唯GDP是举”的评估体系脱钩，再者试图用调控，把通过房地产市场进行利益输送的管道切断。
防止内安部门坐大
群体事件的增加将大大增加国家内部安全费用的负担（2012年已超过1000亿美元）。明朝东西两厂和苏联的史实表明，内部安全部门的不断强大，将使国家机器中越来越多的职能部件落入其手，关键时刻甚至会严重干扰领导层的交接。因此必须把房地产调控，摆在“维护和平稳定”的高度去严格执行。
最后，根据中投证券研究所关于土地财政的一份研究报告，在以投资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当中，央行并不是货币创造的主体，而应该是以供地融资为主的信贷扩张。因此，货币增量的控制与地方债务增量的控制息息相关，而地方财政则有赖于房地产泡沫，增加举债和偿债的能力。例如，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可支配收入27%。
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占23.79%，达到人民币2.55万亿元（约5117亿新元）。房地产成为向中国家庭部门隐性抽税的最大的一个机制。房地产泡沫不去除，中国家庭部门向公共部门、投资部门的财富输送和转移机制就无法切断，经济就无法从投资加出口型，向内部消费型转型。中国经济不转型的话，就只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条路。
有不少人担心，房地产泡沫将引发大规模地方债务危机。其实中国是个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大国家，所以地方债务情形也不能一概而论。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大省里只有五六个省的财政，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较高，其他的大省财政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绝大部分在20%至30%左右。所以房地产调控不会引发全国规模的地方债务危机，个别省份的债务问题，也在强大的中央财政可控范围内，而且从货币产生的角度来看，消除房地产泡沫也是防止地方债务恶性扩张的必由之路。
纵观近两百年历史，中国最大的红利不是人口红利，而是稳定红利，稳定了才能谈人口谈民生谈改革。房地产调控将成为中央政府为了巩固稳定红利，和既得利益各方博弈的主战场。土地财富分配的差异悬殊，历来是中国社会动乱之源，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房地产调控难以成功，稳定红利和可持续性发展难以为继。
作者是中国商务部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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