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评论》第2期刊出对我的专访，题目是《学问与人生不是两张皮》（访问者是刘子凌）。本博客已贴出过2部分，这是第三部分。
问：近些年，您在多个场合提醒学界警惕思想史“取代”文学史的倾向，呼吁审美能力、文学“灵性”的回归；您也曾说过，“关注现实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特色，也是重要传统”。那么，审美能力的培养如何作用于关注现实的传统？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取得协调？
答：关注现实的确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和传统。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处在大的转型时期，又多灾多难，战乱频仍，这种情势下出现的文学，一直关注现实，感时忧国。在政治化的年代里，现代文学研究所以能成为“显学”，是因为从现实的召唤中获得巨大的动力。现今人们告别了革命，告别以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治史方式，竭力要回归学术“正途”。可是，呼唤“回归学术”的“正途”尚未进入，又陷入另一尴尬。拜金主义的流行，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以及浮躁的学风，使得学术生态失衡。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近几年社会上和文化学术界许多大的“潮动”，都在向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声质询：如何评价中国近百年来曲折多难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期间形成的“新传统”，数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割裂了传统”，新文化运动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渊薮，新文学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鲁迅的思想是否过于“偏狭”，等等。可是我们这个学科却缺少回应。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强调现代文学研究要关注现实，避免在过分“学院派”趋向中失去活力的。这和我提醒警惕思想史“取代”文学史并不矛盾。
我提出关注现实，意思是要从本学科扎实的研究出发，而不是空泛地远离文学，奢谈“思想史”。君不见，现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已经缺少“文气”，大量的研究论文要么做死板琐碎的考证，要吗就是游谈无根，大都往思想史靠拢，即使有一点文学，也成了填充思想史的材料。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正在受到“思想史热”这股潮流的冲击，日益失去它立足的根基。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我当然也看到，文学史与思想史会有交叉，可以互为背景，互相诠释，但各自的领域大致还是比较清楚，也是有分工的。文学史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思潮的历史，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比如研究评价冯至十四行诗的贡献，当然主要应从诗艺的、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如果硬要发掘冯至诗作中的哲学思想，甚至煞有介事地探讨其对哲学的贡献，那显然就是与“过度诠释”的“越位”了。冯至只是诗人，他用诗歌表达的那些哲思，那些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并不构成思想史上的意义。有些论文探讨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怎么深入，如何有特点，也许文学圈内会叫好，可是在治思想史的学者看来，不一定入得了“围”。
学术研究可以根据兴趣各摘一枝，也可以独占花魁，一手多拥。打通学术壁垒也还要相应的尊重“这一个”。我主要是从学风的角度，反省一下文学研究和“文学”脱节的状态。至于说审美能力的培养如何作用于关注现实的传统，那也是针对现在中文系文学教育的空洞化而言，并非提倡回归“纯文学”。现在中文系的文学教学是普遍存在弊病的。突出的表现是：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中文系出去的学生主要优势在于文学审美能力与写作能力，这方面“本事”有了，才谈得上关注现实，发挥自己的长项，去与现实对话。
问：如今现代文学界很多学者重新开始重视史料工作，相关的学术会议近年也开过多次。对这一潮流，您有什么评价？
答：重视史料，一方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现代文学史的本是现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带有史学的某些特点，也必须接受史学的一些规范与要求。文学史写作必须依靠材料。现代文学有大量的史料尚未整理，但现在学界对史料并不很重视，或者看做是比较低层次的工作。这种观点不对的。我曾经在一次会上说过，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史料的发掘、收集、考证、整理本身，就是学问。史料工作不是拾遗补缺的简单劳动，它有自身的规范、方法与价值，在学术研究的格局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与知识积累，周密的思维与扎实的作风，这项工作难度不小，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事实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古代的朴学以至乾嘉学派有血肉联系，包括目录、版本、训诂，以及校注、辑佚、考证，等等，传统学术中自成一格的治学理路、方法，对现代史料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新进的思想方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多年来有人在呼吁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应当成为一门专门之学，有他的道理，起码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与尊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地位，它与阐发性理论性研究是完全可以平起平坐的。
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也是为了抵制浮躁的风气。现代文学学科初建之时，对史料工作是不重视的。当时历史学界有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前者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点必须建立在材料之上；而“史论派”则强调理论的引导领先，先有所谓正确的结论，然后找些材料去支持说明。五六十年代，“史料派”基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文学史研究出现“以论带史”的风气，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跟当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价值专断有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科复苏，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重视史料、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段。很遗憾，好景不长，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许多学者陷入了 “项目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太过受功利的驱使， “以论带史”的方法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有市场。那种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本土学术标准的所谓“仿汉学”的风气，其实也是新的“以论带史”。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有不同理路，偏重理论也未尝不可，但基本规则与标准还是要有的，那就是实事求是。重新提倡重视史料，多少能回应不良学风。
有人说现代文学丛刊选稿与整个学科现在太过注重史料，容易沦为“技术化”的境况。我说 “技术化”的确是一种弊病，但不是因为重视史料所造成。不过，史料的发掘整理也的确需要文学史的眼光，那样才透彻，才能焕发生命，并增值学术意义。
问：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家也经常能感受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作为资深的文学史家，您能否谈谈现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哪里？
答：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确有些拥挤，很多人在这个圈子里，每年还培养很多博士生，题目好像都很难找到了。但细想一下，这只是表面现象。一代又一代之学术，眼光方法不同，学问也不同，何况文学研究面对精神性现象，可以有不同的发挥，题目是做不完的。比如我30年前研究现实主义思潮，显然带有当时的特点与局限，现在年轻的学者完全可以再探究这个问题，而且会有新的突破与特色。又比如，近十多年来，学界比较重视宏观地探讨现代文学的得失和特色，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和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对现代文学范畴、学术史的研究，等等，事实上都是在关注现代文学传统问题。其中就有不少值得开掘的题目。又比如，“十七年”文学现在评价较低，也有些简单化，其实那个时代也自有其审美的需求与特色，关键是不能简单地以当今的审美标准去要求过去的年代。我主张真正现当代打通，甚至古今打通，那题目就更多了。不久前我写有《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价值标准问题》，
其中也谈到现代文学的“生长点”问题。
问：您从北京大学转到山东大学，引起广泛关注，能说说“跳槽”原因吗？到山大之后，有什么新的研究课题？
答：我在北大学习、任教33年，担任系主任也有9年，按照规定，到63岁退休，北大校方照顾我，一直全职返聘。到去年，我觉得在北大是应当告一段落了，就接受了山东大学邀请，来山大就任文科一级教授。不是什么“跳槽”。人老了，还有人需要你，就想发挥“余热”。也是一种工作习惯，有点虚荣心吧。我到山大第一件事就是为本科生开课。当老师嘛，上课是本职工作。
当然也会做一些研究。最近，我和山大的老师提出要多研究“文学生活”。这个概念包括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但更主要的，是指社会上有关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方面，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普遍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普通人每天阅读作品，接触报刊杂志、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以及课堂教学、辅导孩子等等，自觉不自觉都会以某种方式参与文学生活。当今很多博客、微博、QQ的语言喜欢幽默、调侃和个性化；生生不息的“段子”呈现民间文学新的质素；法制节目以类似“传奇”的形式讲述犯罪与破案的经过；新闻报道、广告宣传借用某些文学手段吸引“眼球”，等等，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学生活”。只不过我们谈“文学生活”，很直观地想到的就是文学创作、批评与研究这一块，而对普通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文学接受与消费缺少关注，对社会的“文学生活”缺少理论自觉。“文学生活”本来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批评界、学界并不那么重视。现在研究来研究去，都出不了一个“三角”：即由作家写作，出版社（或者报刊）出版发表以及批评家对作品评论构成的圈子。这是有些封闭的三角圈，于是从创作到批评研究成了“内循环”。所以我主张有更多的学者来重视“文学生活”研究，这也可能是一个研究的生长点吧。
问：这些年您较多精力投向语文教育，这本是师范大学做的事，您为何转向这方面？能说说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吗？
答：我这些年关于语文教育的一些文章，大都汇集在《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二两集）3本书里边了，其中就回答过这个问题。语文教育是各个层次教学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社会转型与时代的需求，中小学语文教学正围绕新的课程标准推行变革，特别是高考内容方式的改革正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大学语文和成人教育语文的改革也势在必行。而作为语文教育“制高点”的大学中文系，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这种改革熟视无睹。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而学术研究的功能之一，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我们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应当关注中学与大学的语文教学，中文系在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方面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特别是现在各个大学办学的目标比较趋同，许多师范院校都力图脱去师范的特色，往研究型发展，对于社会广泛关心而又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基础教育，反而缺少认真的研究。我想，自己可以利用北大的条件来做点实事情。出于这种思考，2004年我主持成立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随后做了三件事：一是组织北大教授参与“新课标”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工作，我担任执行主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最近我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本；二是推动在全国课题招标，组织关于语文教育的十多个专题调查研究，我称之为“非指向性研究”，主要是调查和数据分析，不是常见的那种经验介绍；三是担任北大“国培计划”的首席专家，已多次开班，培训全国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四是由我主持编写新型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还有其他几种版本的大学语文，引发关于大学语文改革的相关讨论。这些工作不见得有多大成就，再说我们毕竟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也就是敲敲边鼓吧，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其意义在于“参与”。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些影响，在我们推动下，原来总想削弱“师范性”的师范院校，也回头强化师范教育了，最近好几个大学相继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机构。
这几年我还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召集人），接触中小学语文教育就更多了。现在中学语文改革的争论太多，谁都在抱怨，谁都插得上嘴，但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经验总结太多，科学分析研究太少。我主张还是务实一点，回到朴素的立场，多一些调查研究，看到底社会上多数人首先要求从语文课学习中得到什么，这个定位清楚了，再来讨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针对目前课改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我提出步子稳一些为好，要考虑国情，考虑大多数学生的需要，不能只盯着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应当更多的关注多数学校包括农村一般中学的教学资源和条件。这些观点也许显得有些“守成”，但本意还是支持教学改革，希望有比较务实的姿态，改革毕竟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和过程。
问：花费您很多时间了。最后，您能为年轻的学者再说点什么吗？
答：我在新出的《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二集封底印上这样一段话，可以写给年轻的朋友，也借此作为访谈的结束语吧：
“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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