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教授：中国高层领导出现内向心态

东亚研究所十八大论坛

“中国新领导层及世界”

　　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强调重点从“维新”转变到“维发”；接着又出现“维权”和“维稳”这两个关键词。在领导人继续摸索前进方向的此时，高层领导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正在减弱，出现让人担忧的内向心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昨天下午在东亚研究所创所1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发展轨迹，提出了他的“四维”观察。

　　王赓武在开场演讲中指出，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启动改革开放，强调制度创新。1989年以后创新延误了几年，到1992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南巡，“维新”被“维发”取代。

　　王赓武解释说：“维发，发展的‘发’，不计代价求发展，而且不只是发展，是快速的发展。”

　　南巡产生巨大反响，推动中国的经济取得今天的成就。不过，也有人将“维发”，理解为“发财”、“快快发财”。这种带有混淆的理解，让中国的方向不那么明确。

　　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由于高层开始要求人民提高法律意识，社会开始强调法制、人权、民主，等政治改革的理念，许多民众由此发展出一场要求权利得到更大尊重的社会运动。

　　“维权”运动没能代替“维发”，但是它却唤起了一代人的希望与期望，他们要求法律以及法律所规定的个体权利，如物权、劳动权益、人权、法律权利等，能够真正受到尊重。

　　“维权”引发了一系列超出当局意料的运动。当公安部与法务部门意识这并非他们乐见时，他们在2006年、2007年间采取行动遏止，于是中国又出现了“维稳”这个关键词。“维稳”，也是“不计代价维稳”。

　　虽然如此，领导人“维发”的意志，一没有真正改变。

　　王赓武指出，从“维新”到“维发”、到“维稳”，中国领导人始终在尝试去摸索他们该做什么。然而，各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同时发生，因此领导人也很难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国到底需要干什么。

　　而在这几年，一个令王赓武有点担忧的情况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虽然中国门户大开；但或许因为世界对中国崛起警觉性提高，使中国产生了防御式的反应，中国对于应该多开放的问题，变得敏感。

　　王赓武说：“你看中国1949年的历史，中国当时虽然很弱又穷，几乎没有防御能力，但当时被重点强调的往外看。毛泽东、周恩来谈到世界时，他们看到的是全世界。”

　　当年的领导人大胆而自信地从全球大图景里思考中国应该扮演的角色－－有时候自信过度，今天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却在减弱。

　　王赓武举例说，从中国外交部的构成就能说明这一点：外交由数量有限的外交专业人士负责，中共政治局常委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对于外部世界并不热衷，也不十分了解。

中美关系仍是最大挑战

　　他批评说，即使在中国关注外部世界时，焦点也围绕在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国内专才大多在研究中美关系，不明智地忽视世界其他区域。于是，误判就不可避免。

　　话虽如此，王赓武的演讲同时暗示，对中国下一代领导人而言，最需要应对的挑战依然是中美关系。

　　他回忆说，1950年代世界对美国的关注，大多与美国的财富、经济模式，美国作为世界工商业发动机的表率作用有关。反之，今天当美国将战略中心重新向亚洲调整时，多数的话语围绕于美国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

　　与之相反，中国现在突出的是它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或潜在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亚洲的地位。这个现象，美国以及其他人都意识到美国经济实力已经相对下滑不无关系。

　　王赓武说，如果这意味着，最终美国对本区域能做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少，它在本区域的活动将更多在于维护美国的地位与利益，并且自认这是美国的权利，他本人无意反对。

　　“（但是美国如果）用军事的语言来维护他们在本区域的地位，我想这对本区域的未来并没有帮助……最终，中国的经济成功，伴随美国对它在本区域的军事存在与持续存在的强调，可能是美国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最大挑战。他们必须找出办法，以避免这种不平衡与强调重点的差异，导向更深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