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自传

序言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80高寿，表示热烈祝贺。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初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摘自邓小平同志1977年12月2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路易·艾黎80寿辰举行的宴会上的祝词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致路易·艾黎的信译文

亲爱的路易：
　　感谢你赠我一册签名的自传。
　　我感到它读来很吸引人，而且我很高兴你能有时间亲自记述你独一无二的经历。很少有人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在如此重大的动乱和转变时期一直保持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你对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在中国和新西兰都广为人知并受到尊敬。你架起了缩短新、中两国之间距离的桥梁。
　　我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希望在今后若干年内仍能得知你的活动，并盼望着下一次访问北京，届时或许我们能再次晤面。
　　谨致我个人的亲切问候。
　　　　　　　　　　　　　　　　　　　                                                                         你诚挚的戴维·朗伊
　　　　　　　　　　　　　　　　　　　                                                                           1986年12月19日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有不少国际朋友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援，但像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那样，为中国人民工作的时间那么长、活动范围那么广、对我们了解得那么深的朋友，却是不多见的。而且，艾黎同志已90高龄，今天仍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更是难能可贵。
　　艾黎同志从30年代在上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忠诚支持者。抗战期间，他组织的“工合”运动，为我后方生产救亡做出了重大贡献。40年代他创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农民子弟中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的技术人才，他们至今仍在各生产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他还是个多产的诗人和作家，有60多部作品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他积极投身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以及他杰出的社会活动更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艾黎同志60年来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以及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事业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我从1938年在汉口认识艾黎同志，至今已近50年。对他的人品我一直是很钦佩的，认为他是中国的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朋友。艾黎同志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把一腔热情和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始终坚定不移，真不愧为一位无私无畏、襟怀坦荡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由衷地尊重他、爱戴他。
　　　　　　　　　　　　　　　　　　　　　　　　　　　　

                                                                                                                                                 邓颖超
　　　　　　　　　　　　　　　　　　　　　                                                                         1987年3月于北京

前言
　　1982年我动身去北戴河的前夕，对外友协经常给我帮助的吕宛如建议我在假期中抽出一些时间，把我的传记记录续到最近，并使之尽可能准确；鉴于其他报刊的报道，似乎有此必要。我对此项计划虽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尽责地录制了几盘录音带。其后，办公室把录音用打字机打成文字，使她能够把事情按年代加以编排。王效伯参加进来帮助编辑书稿，摘录主要的内容，删掉大量不必要的细节。然后将完成的章节交给我作应有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同时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及他们当今和未来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和某些信念。
　　在过去的59年中，我注视着中国人民为挣脱身上的枷锁，站立起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始终奋战不息。尽管我从新西兰来时知之甚少，但我逐渐对中国文明的伟大和它将会发挥的潜力有了认识。中国是通过千难万险的考验来铸造一种新型的人的熔炉，这样的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我曾有幸同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参与他们的斗争。我一直希望能对解放长期被压制的创造力有所帮助。在竭尽我所能的过程中，我十分感激那些给予我谅解和同志情谊的人，他们的见解和品格都是我极为珍视的。
　　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期无疑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一起的那些日子。中国的广阔内地，特别是西北，有着巨大的财富。在那里将可以找到发展事业所需要的建设大军，以开发其自然资源，改善交通，特别是制服水土流失、沙漠化和洪水灾害。这些都是实现现代化之根本。中国的城乡青年同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相比也毫不逊色。我确信，当他们面前的道路打开以后，他们将以改天换地的长征精神挑起重担。如果一个青年人能这样工作，因而在他的生命结束时回首往事，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由于我的缘故，过去寸草不生之地今天已增添了一叶新芽。”那么，他就算获得了成功。
　　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大量新问题亦将产生。在这个时代，支持10亿人民的基本要求，并与变化中的世界保持一致，促使每一变化越来越好，这对于当前已成为亚洲及世界和平堡垒的中国是意义重大的。为此，加强人类的这四分之一与另四分之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我能成为我的故土新西兰与我工作和居住的中国之间友谊大桥的最早建设者之一，深感荣幸。作为一个经常在中国各地旅行，并且在新、旧社会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我同前进中的中国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能参与它的伟大事业我永远感到莫大的欣慰。

                                                                                                                                           路易·艾黎
　　　　　　　　　　　　　　　　　　　　　                                                                      1986年9月于北京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一个人成长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和幼年的经历。我有这样的双亲，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幸运的。我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学校的校长。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的移民。父亲的生活奋斗道路很艰难，14岁时就边当学生边当教师，因为当时师资很缺。后来他担任了只有4名教师的安伯利区中学的校长，执教了40年后他才54岁。这时他已经可以退休了，写点自己想写的小册子，如倡导重新分配土地、实行教育改革以及解决其它一些社会问题等。他还对学校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倡给学生多讲故事、多进行讨论、多在户外上一些有关大自然的课。他深知20世纪伊始新西兰的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主张。父亲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比其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而采取唯一神教派的立场。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做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我相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
　　我的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是位很能干的妇女，性情恬静，待人周到。她出生于英国诸福克的一个家庭，坎特伯雷一个农场主家里当女教师。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一批妇女之一。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那时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目的是要使用投票权来反对酗酒和其它社会罪恶的蔓延。母亲博览群书，每星期都去一次克赖斯特彻奇市立图书馆，带回一大摞书和杂志。她治家有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喜欢养花，特别是玫瑰花。我有一次回家时，为她整出了一个玫瑰园，她很高兴。她还爱养鸭、蜜蜂和猫，愿意徒步旅行，并喜欢孩子。
　　1937年我回家小住时，她已经老了。姐姐和弟弟们去国外了，把子女们都留交给她。因此，她周围又是一家子年青人。她常坐在大壁炉前的扶手椅里看书。孩子们洗完澡，赤身裸体、争先恐后跑来，挤着烤火，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身体。母亲从眼镜上方望着他们，觉得他们美极了，脸上漾出满意的笑容。母亲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妇女，总像最年轻的人那样朝气蓬勃、思想进步。她通晓国际问题的程度，在我们新西兰社会里还是很出色的。棘手难办的事到了母亲后里总会变得轻松有趣。每当我陷入困境，便想起母亲的笑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母亲十分讲求实际，深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她确实是一个各方面都了不起的人。母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问，我什么都会告诉她，但她并不好奇多问。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是我很大的幸运。童年的回忆
　　1897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坎特伯雷平原克赖斯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家里7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三。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父亲却是把妻子视为已有的那类旧式的丈夫，不允许女人有发言权。我的大哥埃里克比我长5岁，格温是家里头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我出生才一个月时，全家就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安伯利。年轻的彭杰利小姐帮助母亲照料孩子。我幼年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影响很大。她原先住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进城之后便再也没回来过，也许他是到美国赚大钱去了。因此，彭杰利小姐早年就认定“所有的男人都是猪猡，女人只供他们寻欢作乐”。我们都管她叫“彭”，她长大成人后，做事一丝不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她是我家忠实的朋友，当母亲忙于照顾小孩或接待客人时，就由她来管家。
　　我的名字路易是父亲的妹妹艾米姑妈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因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据父亲说，艾米姑妈“好得谁都般配不上”。所以从未结婚，但她很喜欢孩子。母亲就建议让她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就这样，我这个金发的盎格鲁撒克逊男孩取了个毛利人的名字。
　　婴孩期过后，我便常与埃里克和格温一起玩耍，但是当他们玩特别的游戏时，埃里克就不愿让我老跟在后面。为了甩掉我，埃里克就会说：“我们来做”吃苦“的游戏吧。”这就是指拷打，看我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温回忆起我如何大喊大叫，她又如何向埃里克解释说我已经领教了，但埃里克不愿听，我也就悻悻地走开，自己去玩耍，要不就对着树和石头说话。这埃里克也不喜欢。他说：“不许你自言自语，看我不揍你！”
　　4岁时，我手拿榔头和钉子，往我们家接雨水的贮水罐上打洞。坎特伯雷北部的夏季常常干旱，雨水是家里唯一的水源供应。家家户户都有几个蓄雨水的大罐。我家的水罐有点旧了，我要在金属罐上凿窟窿并不困难。看到水从窟窿里冒出来，我开心极了。于是，洞眼越凿越多，直到家里人见了，全都冲出来，用木头和棉絮堵窟窿。突然间，我意识到情况下妙了。趁他们还忙着，我穿过后面的草坪，跑到树底下，嚷道：“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句口头语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每当我处境不愉快时，或者是健康问题，如牙痛难忍，或者是在办“工合”的那些日子里卡车出了事故，我只是说一声：“我不在乎“。随它去吧。这口号并不好。我并不劝别人人这么说。但是，在我一生中碰到各种难题时只要说声：“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在乎”。确实给我带来慰藉。
　　安伯利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以北约40公里，是个约有250人的乡间小镇。我在教学路，这条路从镇中心岔开去，两旁栽有马可卡柏树和柳树。车轮和马蹄轧出了深深的印迹，但天气从来不热，路上从没有尘土飞扬的时候。我家附近的多克溪3次穿越这条路，蜿蜒流经学校的操场、我家花园以及牧师和医生的住处，又流过了几座木桥和水泥桥。在暴雨季节，小溪就成了一条急流，汹涌奔腾于峡谷岸高耸的堤坝之间。到了夏来两季，它又是一条静静的小溪，从石头上潺潺流过，成为鳟鱼苗、蝌蚪、有时甚至还是淡水小龙虾的栖息之所。那便是我们去玩耍的地方。
　　安伯利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地方。父亲每星期六去坎特伯雷学院上课。我们在夏天可以到蔻亥河的河床上去玩。也许是那时河水较多，因为记忆中的这条河似乎很宽。河湾处有个可供游泳的水塘，父亲每星期日都带我们去游泳。虽然那只是后面的一个小池塘，但足够让我们3人和邻居罗宾逊家的男孩把衣服脱了，扮作毛利人玩耍。有时，我们能捕到一条鳟鱼，像毛利人那样在滚烫的石头上烤着吃；有时捉住一只山鹬，放在煤油桶里煮了，把鹬油以6便士的价格卖给路那头的一位老妇人治风病用。我们照老手们教我们的办法，每人在灌木丛里撒上一泡臭东西，以诱捕山鹬。周未，我们常把家里养的母牛带到河床上去。我很爱干这活。我们因为要自制黄油供全家食用，养了两头母牛，当时新西兰许多人家都这样做。由于黄油价钱很贵，我们常吃撒上些盐的面包。我就带这样的午餐到河床上去吃，在火上一烤，挺有滋味。有时我把牛留在河床上吃草，自己和村里的男孩子们徒步走出去好远。我们坐在铁路桥下，看着火车隆隆开过，机车里冒着烈火焰，快活极了。晚上8点，父亲从克赖斯特彻奇下了课并看望他敬爱的母亲后回来。他常带回一个香喷喷的面包，作为星期日的早餐，这是一星期一次的口福。他还带回来城里的新闻。
    星期日早上，如不跟父亲一起上教堂，我们3人就站在大教室的后排，各自朗读《新约全书》中的一章或背诵几段。父亲站在另一关听着，同时还在黑板上练习速记。最后，他放我们出去，到海滩路散步，直到一点钟吃午饭。烤牛肉、约克郡布丁和苹果排的香味诱人，我们都认为母亲做的苹果排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星期日晚上，母亲弹钢琴，大家高兴地唱赞美诗。父亲唱得最响，他的声音压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学新的章节。
　　在父亲看来，埃里克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格温脑子灵，而我却“脑筋迟钝，不能性急”。我上学前的那个圣诞节假日里，格温教我认字母，我总能记不住我学过的东西。父亲像教埃里克和格温那样教我，最后骂我是“诺福克的笨蛋”，因为我总要盯着远方，思索一阵才回答问题。为此，我的腿上总少不了挨皮带抽打，但这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我学会了在需要干活或做功课时躲得远远的。后来，我常离开家在外面游荡，比埃里克和格温胆敢在外面呆的时间都长。我把牛带到河床上去，到果园里拾果子，在牧师住所与他的女儿诺拉玩，再不就收集桉果、松果或旧瓶子之类的东西。若干年后，格温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以下一段关于我的看法：“行走在学习之途上的人不一定迈着同样的步子。的确，在途中也许有歇荫的地方，有树可攀，还有路旁的小溪可涉水而过。在成年人看来，所有这些‘幼稚’的行动也许意味着使旅程更加漫长，甚或长达100年。”
　　在家里让我们孩子干的活没完没了。父亲认为“孩子只有通过自然的方式——干活，才能学到东西”。格温记得，她4岁时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到了7岁，她就害怕父亲暴躁的脾气和无端的要求了。父亲能把全家的气氛搞得紧张不安，或给每一个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和埃里克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我们遭到处罚时，格温常哭，要是父亲问她为什么哭，还得赶紧把眼泪擦了。我记得，有一次两个高大的男人站在我们家厕所后面的松树下说话。我们几个孩子在厕所。我说：“尿又黄又臭，如果是白的而且没有臭味就好了。狗尿发白，就是因为狗啃骨头。”等到下一次我挨打时，父亲就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言语猥琐，真是糟透了。父亲真心希望我们都出类拔萃，但采用了刻板正统的方式。为此，他不许我们和其他孩子玩，以免受到坏影响。我们也从不去别人家或参加聚会等。
　　但是，父亲待祖母一直很好。祖母年轻时便守寡。她童年接触的尽是些有爵位的姑姑、婶婶、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妇女的一切矫饰与偏见。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正值祖母一年一度来我家住。她在白色花边的帽子上系了一圈黑色的丝绒带。还可以看到她伤心地哭了。老祖母头戴白花边的帽子，举止文静，我总把她视为天使。她笑得很甜。她对我很慈爱，常把6便士的钱币积起来给我。一天，祖母与我和格温一起在花园里采摘做果酱的草莓时，又一次回忆起她19世纪50年代在新西兰当新娘的日子，可惜结婚才4年，一场事故就夺去了她丈夫的生命。格温问她，“那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祖母庄重地回答：“亲爱的女王觉得够好的，那么，在我也够好了。”但是，对祖母少女时代在爱尔兰的那些老故事，母亲只是微微一笑。她说：“那些事都过去了，忘掉了。现在这里已经不兴那样眼睛向上看了。我们正是为此缘故才到这里来的。所以最好还是忘了它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5岁生日那天，我剪短了金黄色的卷发，跑着跳上一大堆饲料袋，大叫大嚷：“我是大人啦！”暑假过后，我才开始上学。但在这之前，我已能读一些 初级课本了。父亲为家里的母牛挤奶时，让我站在身边，念书给他听，然后给我一大杯牛奶作为奖赏。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在安伯利。在低年级时，我们有个女老师，她执意让她负责教的学生无一例外地都得好好学习，拼错了两个字或算错了两个数字以上的学生，就要挨皮带抽打。到校上课时腿上脏也得挨打。因此，上课铃响之前，大家都涌向手摇水泵，把光着的腿洗净了才进校。开头那几年，我想我没有一天逃得了挨皮带抽打，但是我并不认为女老师在教我拼写方面有多大成绩。等到上唱歌课时，她会对我说：“路易，你可以出去玩了。”她嫌我唱歌走调。有一天，我挨了5次打。最后一次是因为我在上图画课时，把短裤提得高高的，在腿上而不是在纸上画画。然而，我对那位女老师无疑在许多基础知识上给我们打下了好底子。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安伯利学校作为第一个课堂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安伯利是一个男孩子度过幼年的好地方，那里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可做。我记得，爱德华七世即位时，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分到了上面有他肖像的大纪念章。我看着我的那枚，有点纳闷；放学以后，我去向村里的一位对我友好的大人打听那人像是谁。“那个嘛，”他挺直了腰说：“那是迪克·塞顿！”迪克·塞顿是当时新西兰总理。

回家后，当我解说纪念章上的人物时，大家竟哄堂大笑，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新西兰式的！
　　很奇怪，我在安伯利从3岁到9岁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冬天，似乎永远是夏天。我早年唯一能想起冬天的记忆是我们在学校里的水泵下洗腿。在寒冷的早晨，大脚趾冻红了，踢在一块石头上很疼。我喜欢像其他孩子一样光脚，常把鞋放在篱笆下，等回家的时候才穿。只有牧师的儿子吉姆老穿着鞋。他是在主日学校的屋子里由他父亲给他上课的。有那么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天，学校督察来家访，母亲特意做了饭，又把家里打扫干净，我偷偷地溜走了，不愿露面。吉姆穿着古式衣服和鞋子，站在我们家门口。督察离开时，以为他是这家上学的孩子，就给了他一枚二个半先令的硬币。我和一群孩子在后面观望。当时二个半先令的硬币可不是易得的，但吉姆却轻易地得到了赏钱。把当天晚餐时剩余的食物给住在蜀葵旁石屋里的老妇人送去的那些番情景。看他那份假殷勤，为侍奉主显得那么心满意足。
　　我们离开安伯利前，父亲创办了区中学。一天晚上放学后，大孩子们把我带到桥底下——我想是排水道之类的地方，他们从两头向我扔石子，我只得急忙地跳来跳去，左避右闪。第二天下午，我进行了反击。他们每人的中学生帽都挂在教室外，我把所有的帽子都装满了石头和沙子，再加上水，摆成一排。他们气急败坏，让我父亲来看。接着，父亲打我的光屁股时，他们都扒在窗口外面看。但我觉得打屁股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声叫几下，总会打得轻一些。

磨炼吃苦耐劳的性格
　　1906年，父亲被任命为华伦努学校的校长后，我们家搬到了克赖斯彻奇市。我们住在学校附近的下里卡顿区。在那里，我读完了小学。后来，我们又搬到迪维申街住了一段时间，等待我们在卡特勒路上的房子建好。父亲多年前在新布顿买了一英亩沙丘地。现在划成几块做建房之用，所以他攒够了钱，开始建我们的新居。在迪维申街的家里，我们用煤气灯了。父亲总是在晚上睡觉前把煤气的总闸关掉。我只好划着火柴阅读大仲马的《三剑客》，免不了烧疼手指头。不知为什么，也就是在我们搬到迪维申街后我开始阅读詹姆斯·芬尼摩·库帕的书，象《红印地安人》、《男孩们自己的报》，还有关于一个人用一个小小的工具炸毁整个海军的故事。当地的孩子给我看迪克·特平和布法罗·比尔写的那些廉价惊险小说。我如饥似渴地读过一阵，直到后来感到实在太荒唐可笑才不看。在卡特勒路住时，我开始阅读司各脱的书。后来，因为写了一篇想必是很糟糕的文章，我获得海军军团奖，并得了一厚本麦考利所著的《英国史》。我钻进高高的鸭茅草丛中贪婪地读着。有一段时间，对蓝姆写作的《莎士比亚的故事》也很感兴趣。小学里有校卫队的赏，配备带有能打响的假步枪。父亲当指挥官，教授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我们有两支真枪，有时就到雷德克里夫去练习射击。校卫队在学校里身穿用黑色料子制作的上衣，长过膝盖的厚裤子，还戴厚厚的苏格兰便帽。夏天列队练操时，不少孩子都热晕过去，被人抬走。在华伦努伊，我擢升为护旗中士。我认为早期的军事训练对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帮助。

放学后，我经常花很多时间到老果园去，拾被风吹落在地上的苹果，花6便士买上满满一口袋糖，带回家给母亲做苹果排。有时父亲叫我到斯达克斯的牧场去摘或收割种在牧场边沿上的荆豆。我觉得，那几年在华伦努伊的生活使我多少具有一些工人的观点。
　　我们搬到克赖斯特彻奇后不久，父亲在离城约400公里处勒姆斯登附近的卡瑟罗克买了一个牧场。从那以后，我在寒暑假就到那里去劳动。父亲不愿看到我们像城里孩子那样成长。他深信，必须教育一个男孩子懂得要奋力拼搏才行。在那儿干的活很辛苦，包括做饭、喂牛羊和挤奶，但我们确实学会了骑马、猎兔并剥兔皮。我记得牧场的管理人查理怎样欺侮过我的：我为剪羊毛的工人做早餐，端着麦片粥来迟了一点，查理在我的头上猛击一巴掌，我把滚开的粥泼在一只手上，烫掉了一层皮。“没事！”他说。
　　那时还没有防风林带使大风减速，卡瑟罗克的风很大，但夏天凉风习习，吹着光溜溜的腿，舒服的感觉至今还记得。1973年，我和弟弟皮普又去时，我惊奇地发现防风林真使那里大变了样。
　　我在奥雷提河学会了游泳，埃里把我扔到水里，喊道：“游吧！”我还学会了捕鳟鱼，逮野鸡鸭。我在那里还得到了我的第一匹马——奈尔，那是他们给我的一匹老牝马。靠圣诞节时得的钱，我买了我的第一支0.22英寸的来福枪。后来我又靠卖兔皮，一便士一张，买了子弹。那匹老马奈尔与我很合作，看到草丛里有兔子，就会停下不动，等我瞄准射击。我记不清那年几岁，也许十二三岁，我在发大水时骑马过奥雷提河去勒姆斯登镇。我不想走远路从铁路桥返回，那得多走几英里，我试图再涉水过奥雷提河，尽管河水已上涨了。老奈尔奋力游着，但河水把它往津渡以下冲了一大截，那里的河岸太陡，它爬不出水面。幸而，我知道河岸有个缺口，我们就朝那里游去。奈尔登岸成功了，我们最后终于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跳下马，拉住它的头，亲了亲它的口鼻。它用头蹭我的身体，喷着鼻子，然后猛地抖掉身上的水。我卸下缰绳，使它可以吃草。我又把湿裤子挂在篱笆上晾了晾才上路回家。这次是幸免于难，因为奈尔当时已疲劳，水势来得又猛，而我游泳术是不堪与水搏斗的。何况，我穿着靴子、短裤和上衣，并且帆布背包里还装满了从城里买的东西，我肯定会被水冲走。
　　我哥哥埃里克1914年去参战后，我到卡瑟罗克牧场去看管了一个月。我表哥比彻·沃德理应照管一切并告诉我该做什么。但他只是说：“把埃里克所有的狗，还有那‘肿蹄’（埃里克心爱的一条腿僵硬的马）统统干掉！”于是，我执行了处决，心里却很不好受。牧场的羊，像苍蝇一样死去，我尽量多剥下羊皮。那又是一个倒霉的月份。不管怎样，我尽力而为，直到我们找到了一个管理人来经营牧场。那工作可不好干，因为我哥哥是突然离开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总之，那是个很艰难的时期，但我们总算度过来了。后来，我又去叔叔那里学习3匹马和一把22英寸的沼泽地铧犁土耕地。我学了3个月，同时照管马匹等等，这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我不能说我果真喜欢去牧场。户外生活固然不错，但是太孤寂。我喜欢到更有同志情谊的地方去。我爱看树林和风景、日出和日落，但人不能光靠欣赏风景过活，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同伴的友情。

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
　　我15岁升入克赖斯彻奇男子中学时，生活又经历了一次变化。这所学校被认为是学校里接受小学教育时迥然不同，那时可以说是被人逼着去学，现在则差不多全由自己。你学也好，不学也罢，似乎没有谁管你。我恐怕说不上是什么模范学生。我喜欢的历史、地理和文学之类科目，学得还不错；但我讨厌物理，觉得物理教学缺乏想象力。我也喜欢化学，可对高等数学却总想回避。记得在中学后期，数学教师约翰逊在黑板上写满了三角习题，然后问我：“艾黎，你看到了没有？懂了吗？”我说：“不懂，先生！”他便说：“唉，你这辈子只配去砸石头了！”我心想，砸石头有什么不好？——需要砸，就砸嘛！
　　另一位老师托比·杰克逊是个人物，还有帕普·朗和比利·沃尔顿也是。帕普·朗是位清教徒和植物学老师。后几年，由于我上他的课不像罗宾和弗里德·佩奇那样用功，他厌弃我了。罗宾和弗里德·佩奇被选为大家的模范，我们却叫他们“书呆子”，帕普为此狠狠训斥了我们一通。有一次，我从他的标本柜里拿出一具毛利人的头骨，偷偷放进他带午饭的包里，让他晚上带回家去。我们喜欢托比·杰克逊，因为觉得他喜欢我们，尽管他会尖刻地骂我们是“烂木头”，甚至会拣起一本书朝我们扔过来。当他发现我们本来该做实验却在酒精灯上烤栗子时，更是如此。比利·沃尔顿身丰总有一股烟味，样子看上去也很严厉，但他一向对我们循循善诱，讨厌那种只说不做的人。
　　学校里是禁止孩子们抽烟的，所以我倒想试试抽烟的味道究竟怎样。训导主任决定罚我挨藤仗。受罚的头一天晚上，我花了些时间，把一块兔皮缝到那条做内裤穿的足球短裤上，这样，除了兔皮盖不到的一边还有一英寸地方之外，我就觉不得抽打之疼了。即便如此，挨打后好几天，我屁股上还看得出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
　　星期六上午每逢好天气，我们男子中学常去靶场打靶。后来我还作为雪盾射击队的队员参加了与克赖斯特中学校队的比赛。去雷德克利夫的电车9点钟由广场发车。我5点钟起身，出发前先在洗衣机里洗5批衣服，3批白色，2批带色的，每批需开机20分钟。下午回家以后又擦地板。在母亲身边做点家务是很惬意的。她一两句话可顶用了。
　　小时候，一些片断的诗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到中学时遇到罚我写字，不论罚写多少行我都照写不误，开头总是：
　　“亚西利亚人来势如狼奔群羊，
　　大队人马闪烁着紫气金光，
　　长矛的寒光犹如海面的群星，
　　蓝色的波涛夜夜翻滚在加利利湖上……”
　　这首诗的各小节都写完后，我就接下去写：
　　“在大都，忽必烈曾下令
　　建造一座宏伟的逍遥宫，
　　圣河亚弗在那里流经
　　深不可测的岩洞，
　　直泻入不见阳光的大海中。
　　于是在方圆五英里肥沃的土地上，
围造起一座座塔楼和宫墙……”
　　我十来岁时酷爱读书，贪婪地抓到什么就读什么。我想我大概是读了不少伤感的东西，但我清楚地记得洛纳·杜恩这样的人物。十四五岁时，我阅读了萨克雷等人相当枯燥的大量英国作品。最初读欧·亨利的作品时，我也很喜欢他，特别是他那很有韵律节奏的诗。
　　假期中我去劳动，以便挣点钱自己用。有一年夏天，我和同校好友杰克·史蒂文斯去卡弗尔格的马尔莫勒尔收割麦子。寒假时，我去拉斯利路我们家在韦斯特科特的那栋老房子（当时罗弗尔·史密斯还住在那里）对面的一个牧场拣过土豆，拣一口袋抵1先令8便士。亨利叔叔有一次来我家里教我怎样不用网罩捉蜜蜂——动作要慢，而且不出声。有一回，我穿着踢足球的短裤给母亲表演这个本事。一只蜂钻进了我的裤裆。我急忙扑打，竟被它在一个非常娇嫩的部位蜇了一口，只好赶快跑去找兰粉袋消肿止痛。后来，我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车不怎么好，常常需要修理，然而能有一辆也就不错了。
　　少年时期我很爱玩橄榄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搏斗，很有乐趣。我在哈格利公园的橄榄球场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中学的最后一年，我是学校里4人划船队的队员，我很喜欢这项运动。
　　我对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倾注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热情。我为这所学校，为自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感到十分骄傲。我是那种普通的傻乎乎、缺心眼的孩子，但是我敬佩校长巴尔布斯和几位个性突出的老师，像托比·杰克逊、帕普朗和比利·沃尔顿，他们都是一代师表。他们都很理解孩子们，但有些年轻的教师也许不是这样。一个人从青少年进入成年之前的这段时期，可能相当狂热。我对这整个时期的回忆有点支离破碎，但想不起有重大的越轨行为，只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决心去为当时大家都接受的主张献身。

教师之家
　　我们家一共7个孩子，几乎全都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业。大哥埃里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受伤，最后在法国阿尔芒蒂埃尔的一次堑壕袭击中阵亡。其他几个兄弟中，小弟皮普是坎特伯雷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讲师，大弟杰弗是新西兰国家级图书馆学专家。他毕业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年轻时是新西兰声誉最高的“全黑”橄榄球队队员。3个姐妹格温、凯瑟和乔伊都是教师。最小的乔伊斯，退休前一直是新西兰护士学校的校长。最大的格温，年老后做社区工作，她和丈夫（惠灵顿的一位教育学教授）一起组织了以教育为中心的社区。后来，她集中精力办儿童游戏中心，孩子们在那里学习自己动手做事情。她以此为主题写过13本书，成为儿童游戏教育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现在90岁了，仍在写作。
　　我们家与教育事业的联系还延续到下一代。格温的大儿子安东尼在肯尼亚工作，负责设计一套新的中等学校教育体制；二儿子戴维在新西兰电台编制儿童教育节目。杰弗的大儿子罗德在惠灵顿大学教政治学，二儿子帕特是一位医生。
　　因此，我们一家都是在指教别人怎么做。世界似乎就是分为指教别人的老师和需要听从他们指教的人这样两部分。

由学生到士兵
　　小时候我就有过做职业军人的想法。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16年），我颇有点学不下去了，执意要去打仗。大哥埃里克在战争爆发12天后应征入伍，当上了中尉，令我羡慕不已。我希望他能不忘记我们的老学校。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的学校就是最重要的了。在那个年代，对中学生来说，战死疆场，因而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英雄行为。当埃里克在法国阵亡的消息传来时，我更加急不可耐，决心步其后尘去参军。我试图用虚报半岁的办法入伍，结果仍未能遂愿。家里的人很生气，认为我还太小。然而到1916年末，我19岁那年终于进了军营，尽管一般的参军年龄规定为20岁。
　　对新西兰人来说，到遥远的外国去打仗并非异乎寻常。这部分归因于他们继承了早先拓荒年代野外生活那种坚韧不拔的理想，部分归因于他们同英国的特殊关系。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有11.7万新西兰人在海外服役，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估计，其中1.7万人阵亡，5.8万人受伤。按当时的人口比例计算，新西兰的服役率是相当高的。
　　我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随后被送到北岛的一个军营去接受军训。先在第29后备队受训，后来突然又把我们编入第28后备队，并搭乘一艘原来往返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旧客轮乌利马罗阿号出发。沿途在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南非的开普敦塞拉利昂停靠，最后抵达英国。途中，从奥尔巴尼到开普敦这段航程，遇到很大的浪。我睡在３层铺上。有一天夜里，我准是从狭窄的铺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左臂骨折，因此被送到船上的医院。余下的１０个星期航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接受治疗。为我的这次事件还成立了一个侦讯法庭，以确定我是否故意装病。既然我是虚报年龄参战的，本来没有什么可查，但是我不便将这一点告诉法庭的军官。这时，一位年轻的毛利人中尉出来为我说话，他说这显然是一次谁都可能发生的事故。
　　在开普敦时，我们有一个毛利人连队。其中有些人一起上街乘电车时被赶了下来，说是有色人种不许乘公共电车。这可激怒了新西兰士兵。我们不讲“政治”，只是一群身强力壮的普通小伙子。我们的朋友因阳光把肤色晒得比我们黄些竟公开遭到侮辱，这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于是，许多人便一起走上开普敦的主要大街，掀翻了街上所有的电车。这一下干得好不痛快！我因吊着一支胳膊，不能参加，只能旁观。消防队被派来用水龙向士兵们喷射，把他们赶回到船上。士兵们则拣起街旁售货摊上堆满的橘子扔过去。总之，我们的船后来被领入港内，并在那里抛锚停泊很久，再也不允许我们上岸休息。这就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种族主义行为。
　　般抵达塞拉利昂时，也未准许我们上岸。我们在那里加入了驶往英国的庞大船队。当时敌人的潜艇十分活跃。直到抵达目的地之前，船只都有被击中的可能。到英国之后，在我们部队乘火车前往索尔兹伯里平原时，第一桩惨案发生了。士兵们听说在前方第一站吃饭，然而第一站却只是一次为给快车让道的临时停车。新西兰青年不熟悉那风里的双轨线。所以当快车从我们车旁飞驶而过时，将许多已跳下车的士兵碾到轮下。这是我们遭遇第一宗惨祸。
　　那年10月，我们来到设在索尔兹伯里平原斯令地区的新西兰基地营。几经周折之后，我于1918年1月派往法国，编入驻在伊普尔突出部的第一坎特伯雷团第12纳尔逊连。当地每天都在进行炮战，炮弹轰击着荒无人烟的地面。许多与我同船来的人战死了。我们经过一些冻僵的尸体，躺在离大路不远的地方。伊普尔当时的形势十分险恶。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初春时节。我是一名通讯员，半夜里通过那块荒野时，必须越过一个个炮弹坑，从一站到另一站－死骡谷－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唯有双方震耳欲聋的炸弹、炮弹和机枪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一天夜里，Ｄ和我奉命带着炊锅、枪支和背包上前线。我们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敌人在一个角落朝我们必须经过的梅嫩路展开射击，一个尖兵已经倒在那里。我看他好像已经死了。Ｄ停下来仔细看了看，说：“他还活着，我们得把他拖到急救所去！”我显得实在太累了，于是Ｄ便就人的生命的价值给我上了一课：“有这么多的人战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一点。来，你抬一个肩膀，我抬另一个肩膀。”刚走到门口，一颗大炮弹正好落在路上他刚刚躺过的地方。急救所的人说：“他可以活，没有问题。”我忘不了在那样的时候Ｄ给我上的这小小一课。而Ｄ并不是模范士兵，是个郑逆者。
　　后续部队来换防之后，我们从前线撤了下来，进行紧张的休整和操练等等。由于在前线时得了严重的痢疾，又两次中过毒气，我成了病号，感到十分虚弱，但还能勉强支撑。在圣玛丽·夏佩勒呆了大约一个月后,我才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在索姆河上阻击德军
　　1918年3月,德军大举进攻,闪电般地直捣协约国的战线。我们被派往索姆河去协助牵制敌人。途中抵达贡姆库尔，那里有许多旧战壕，协约国军队在1916年就是从那儿进击的。3月29日，我们射倒了几个正在后撤的敌军巡逻兵，然后遇见一个由各个团的士兵拼凑组成的英军混合连。在前头的一个士兵看见我从后面跳入战壕，说：“来了个臭澳新佬。”他们穿过我们的防线去后方，我们便在过去的支援壕上据守，因为它有通往无人地带的老交通壕。４月５日，敌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推进时，我们铺开成单线，每一二人找一个适当的阵地。我在一个老交通壕的尽头找了一个阵地。第一次扫射的大部分子弹落在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人的战壕里。接着，敌军沿着老交通壕上行，呈扇形展开。我过去在中学时参加过校射击队。那天，我在身旁放了一罐果酱和硬饼干，射击了４弹带，有二百发子弹，所有的目标都在200码以内。将近中午时，一架敌机飞临上空，瞄准了我们的阵地。榴霰弹和炮弹接踵而来，但只是一枚击中我的阵地。我的肩头出了血－是炮弹碎片擦的小伤。我走入地下掩体，找到了管我们排的准尉副官。他说：“喔，那没事！我们现在缺了你们年青人可不行。你们顶事！你还是回去坚持吧。”于是，我便回去了。
　　但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宁静后，他说：“你还是到包扎站把伤口好好包扎一下吧。”敌军的进攻已失败了。所以我和另一个伤员一起到包扎站，发现军医已死，代替他工作的随军牧师也死了。然而，那伙夫还健在，他说：“你们别无办法，还是回急救站去吧。”因此，我徒步走到后方的急救站，在那里什么护理也没得到，因为工作人员都太忙，顾不上轻伤员。我们被送到更远的另一个后方急救站，又搭火车到达收容轻伤员的一个营地医院。在帐篷里等待治疗时，我们玩起了扑克牌。同我一起玩的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毛利军官。一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军士长，佩戴着一排勋章走过来，命令我们放下扑克，不要吸烟。他小题大做，纠缠不休，最后我们４人，各抓住他的一只手或脚，把他倒转过来，砰地一声扔出了帐篷。第二天，他带来一列士兵，押着我们去见主管营地的上校。那上校是一位很和气的伦敦老医生。他问：“孩子们，你们不喜欢这里吗？”
　　“我们不喜欢，”我们说。
　　“那么，你们喜欢干什么呢？”
　　我们回答：“我们希望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于是军需给我们发了新制服，那毛利人和我便上路到埃塔普勒的新西兰基地去。由于厌战等各种原因，埃塔普勒当时风发生过一次士兵骚乱，正在恢复正常。我们一到达。那里的军官说：“喔，新来的所有散兵应立刻送回原部队。”因此，我们搭火车离去，回到索姆河畔我们的部队，再不提身上的弹片了。
　　春天，索姆河上还有浮冰，但不久便发生了变化。那时，我们并不在前线。天暖以后，我们常在下午到一个磨坊的贮水池去游泳。那里还驻有不少黑皮肤的西印度群岛士兵，他们也去游泳。一些法国老妇人常坐在岸上，一边织毛衣，一边看我们游泳，说：“黑的、白的在一块儿真美！”当然，谁都不穿游泳裤之类的东西。谁要穿了，会被人笑话。这是我们在前线玩得最痛快的轮休期之一。
　　1918年8月，营参加了向法国农村地区进军的联合大部队。在攻占阿韦纳城后，我们连在一座更大的城市巴波姆前挖战壕。德军在后撤，但打得很顽强。在一次使我们付出很高代价的进攻后，我作为一名军士几次被派出去侦察敌军的主力在哪里。在一次侦察行动中，特别是在巴波姆火车站周围，我们紧张了一阵。德军的机枪子弹射在我们卧倒的地面前方的一铁轨上。我们有几个侦察兵受了伤，好在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由于这项工作，我荣获了军功章。为了拿下我们当时应该占领的阵地，我们连有150人参加了进攻。没有多少人获得成功。敌军设置了带刺铁丝的防御工事，在缺口处部署了几挺机枪。我们最后冲进去了，夺取了敌军的阵地。但这是一笔不合算的帐，我们有许多伤亡。此后，我们继续推进，向康布雷移动。在我们到达的陡斜坡边缘，曾打掉了一辆敌军坦克，下面的山谷里还有几辆。敌军阻击兵已挖壕向我们开火，我停下来回射。接着，我们的长官过来，要我跟他走，去赶跑附近马道里的一些敌人。我站起身，刚拔步跟他走，便被从坦克射来的子弹击中大腿；子弹穿过臀部，从脊骨旁出来。其他人把我拖进去，放在马道上的马粪坑里，他们脱下我的裤子，正准备包扎，但不得不迅速离开，因为德国人正在返回。我躺在那里，像是个死人，所以没人理会我。那时，许多伤兵都被敌人开枪打死。我在那里呆了一夜。次日早上，我们的掩护炮火来了，把坑的一侧轰塌，土埋在我身上，但头珲露在外面，可以活动。我恢复了一些神志。不久，我们自己部队的人来了。接着来了一副担架。大家把我挖出来，送回一个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包扎站。那里挤满了人，比我后到的伤员只能躺在外面。敌军开始放毒气弹，躺在外面的许多人都中了毒气，我们在掩体内，门口挂起了毛毯保护，所以未受影响。这是为什么？
　　我们搭救护车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一路上很不好受，因为在救护车的两张铺上还有两名德国俘虏。我和另一个我认识的新西兰人占了两个下铺。他的腹部中了弹，对其中一个德国人痛苦的喊叫很恼火。我们终于到了前哨包扎站。他们看了我的伤势，说：“你可以等着动手术，我们把你放在临时帐篷里。”那个帐篷里的在部分伤员伤势太重，已不好开刀，只不过躺着等死。我的一旁是一个德国人，胸部有一个大洞。他就通过那个洞呼吸，发出难听的声音。我的伤使我不能排尿。我极想小便，但就是尿不出来。我的另一旁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安静地死去了。他的另一旁是一个印度人，他的屁股两瓣已被炸掉，用一只手臂撑着床铺哭叫不已，十分痛苦。一位能说印度话的随军牧师进来，同他谈了许久，似乎使他安静了些。接着，牧师过来跟我说：“我的孩子，你将走上漫长的路，因为你也很快就会死的。你应该想想天上的事。”我说：“天哪，我只要能撒尿，就没事！”他有点嫌恶地看了看我，就走开了。但那次谈话似乎对我起了作用，我把躺在我身边的那个德国人的钢盔抓过来。那头盔很大，我一泡尿把它尿得满满的，让一个走过的人拿出去倒掉。
　　那天夜里，我被装上火车，拉回海岸边的一所基地医院，在那里做了必要的手术，住院休养，后来我们又迁往海峡彼岸伦敦附件的奥特兰公园医院。我家的老朋友彭杰利小姐在该院当护士长。我的确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如多给我一点食品之类，但那毕竟不是一个久留的好地方。我身体稍好以后便迁住埃塞克斯郡霍恩彻奇的疗养院。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签订了停战条约。我们全都到伦敦去庆祝。那一天很累人，因为我没有多大力气走动，而且伤口还有点出血。到处洋溢着兴奋的情绪。有些澳大利亚士兵把缴获的德国炮车从蓓尔美拖到纳尔逊纪念碑前，放火烧了。我还记得看着火焰像舌头一样在纪念碑旁吞吐燃烧的情景，庆幸恐怖的日子已经结束，但对新的生活将带来什么又颇多疑惧。我既为厮杀停止而高兴，又十分害怕比生命更宝贵的同志情谊很快就不存在了。
　　同志情谊是前线教给我的一种东西。当我们尽一切力量互相帮助时，几乎忘记了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有些杰出的榜样，特别是我们的小队长，那个半毛利人半中国人的哈里·托马斯。他对大家爱护备至，为我们树立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同志的绝好楷模。
　　我逐渐恢复了健康，最后同一队人去格拉斯哥，加入一艘运兵船的先遣队，到普利茅斯去装载部队回新西兰，一路上风平浪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驶近新西兰利特尔顿时雾大浪高，我们的船几乎驶错了海港入口，但后来漂亮地转了个弯，才进港停泊。我们平安抵家，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那是怎样的欢迎啊！离开家仅仅17个月，可我觉得恍如隔世一般，我生疏得好像忘记了原来的样子。对我来说，如何重新适应，倒成了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学习迟纯的人。所以，战争的原因与后果，为什么打仗和谁引起战争，这些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但是，战争年代发生的事件，战争的野蛮堕落，双方战士的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今记忆犹新。这一课需要长期去思索并得出教益。

塔拉纳基牧场
　　参战那一年多时间似乎不是以年月日时来计算的，我回到克赖斯特彻奇后，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我的一位曾在埃及当空军飞行员的老同学杰克·史蒂文斯，当时正打算根据复员军人安置计划购买土地。他来找我说，已经在塔纳基找到一块适合养羊的很有发展的土地，问我是否愿和他合伙。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地处莫瓦蒂亚河谷的塔纳基。那地方在北岛通往韦弗利的丛林路边约50公里的内地。牧场有800公顷，是肥沃的山地，很难开发。一半以上仍被森林覆盖。我们花1.2万英镑把它买了下来。我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我已死去的哥哥的战时积蓄和父亲给我的一些钱。在20年代，正像北岛西海岸别处一样，惠努阿库拉山谷、莫瓦蒂亚山谷和怀托塔拉河上游有大量这样的土地。人们为整治这种土地以改善生活和增加生产所进行的斗争，是一部迄今尚未撰写的史诗。我们的牧场位于孤立的穷乡僻壤。我们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我们奴隶般的劳动有时一天要干16个小时。土法做的面包味道不错。砍了一天灌木，已筋疲力尽，汗流浃背，还要带上一点好的马泰或拉塔树枝下山去，等到做好晚饭后再烤面包。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但年复一年干下去便使人希望渺茫了。莫瓦蒂亚的意思是“白天睡觉”。但我们在白天却很少有机会睡觉。我们要做饭，种菜，挤奶，做黄油，赶牲畜，砍灌木，烧肥田草，还要往陡峭的山脊上扛架围拦用的木桩等等。我们通常干活时赤身裸体，只穿一双靴子，把短裤做垫垫肩用。我们还要往路上填料，修补公路。清理羊臀部污毛，浸洗羊只和截短羊尾等也会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的伙伴杰克·史蒂文斯有时要去韦弗利，这样就剩下我一个人。有时我也离开他，到山上去。我们极其孤单。你可以竭力喊叫，决不会有人听到。身上一丝不挂，也不会有人看到。如果整天在外面，我们通常背一个旧军用背包，里面装一个野外烧水用的洋铁罐、一点茶叶和面包。下雨时，我们就把短裤装进背包里。我们还经常带一支303口径的来福枪,以便打野猪用。每交一个猪拱，林业部付给一先令奖金，所以打野猪是我们少有的生财之道之一。不仅如此，一条野猪腿或一条羊腿，加上烤南瓜、土豆、洋葱、胡萝卜和欧洲防风奶，就是一顿美餐。
　　野猪很聪明。在产羔季节，它们守候着母羊下羔，然后攫取羊羔。因此，在那个季节野猪比平时打得多些。有一年早春的一天，我站在我们牧场最高的山脊上。乌云迅速消散，四座老火山显露出来。鲁阿帕胡山、唐古里罗山和纳拉霍山在一面，埃格蒙特山在西对面。由于一直在下雨，我的短裤还装在背包里。这时从树丛中出来一只大野猪。它发现了我，便停住脚步。我用我的303口径老式军用步枪瞄准了它。正当我扣动扳机时，我那心爱的猎狗跑过去咬它的耳朵。结果，猎狗和野猪都被打死了。我朝野猪补了一枪以防万一，随后割下它的下颚，带回家去把獠牙拔掉。回家路上，我在山脊下又开枪打死了一只小肥猪，于是我把两条猪后腿搭在脖子两边，背着走。回到家里，我把贮水罐里的水灌满一洋铁盆，洗去了身上的血迹和汗水，便抱来一捆柴，生火烤面包。
　　我们的四间住房建在一块狭窄的平地上，当地人称作“沃里”。从山谷里可以俯瞰那条深水河和周围美丽的乡野风光。那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繁花盛开的拉塔树，鸟群，雨天爬过山脊时湿漉漉的蕨类植物擦过我赤裸的双腿，追踪野猪，……许多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里非常适合种水果。我们种的柠檬树魔术般地生长起来。树上硕果累累。菜地里种的莴笋、大黄和芹菜长势之好，我在其它地方还从来未见过。每年剪羊毛时节，流汗的劳动总要留下许多空啤酒瓶，足够人们在截去瓶头后用来盛果酱天“沃里”旁边架起的毛利人称为“帕塔卡”的库房里，每年秋季都放满了存货，每根柱子都钉一个倒扣的奶盆，防止老鼠上去。的确，那里的乡村是够富饶的。土地上能长出非常好的三叶草，而那里大部分是蓝灰色粘土。现有森林里各种喜人的木材，以后可以用来建造真正文明精美的住房。
　　我们所在的山谷后面就是怀托塔拉河的上游。我们有时骑马去那里，到一个名叫卡帕拉的被遗弃的羊站周围猎野猪，呆上一天。那里曾建过一幢很漂亮的住房，周围有果树和可爱的草坪，但现在房子都已破烂不堪了。那里还有一个机器生锈的发电厂，一片死寂。我们在那里采山莓，捡核桃、柠檬、苹果和梨，各种水果在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到处不见一个人影。有一次，我们顺着怀托塔拉河又往前走，在丛林中发现一座濒临倒塌的公路大桥。这座桥是很多年前用国外贷款获得的收益修建的，但由于通往桥上的路从未修成，所以谁都没有走过这座桥。那里是鬼怪的世界，夜间，几只鸟从丛林里发出阵阵尖叫，嘲笑人们所做的努力，嘲弄人们的力量和青春。
　　我们也有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时候。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阴雨连绵。尽管我们当时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还是可以读书。一份《奥克兰新闻周刊》和几本简装的想入非非的小说便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书刊了。我们有一本《圣经》，据说包含了每个人所要了解的足够的知识。再就是《新西兰农业杂志》，那上面有时刊登一些有趣和有用的短文。晚上，我在烛光下阅读，即使我们房后山上发生滑坡的巨响也不会干扰我。
　　剪羊毛季节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每夜只能睡几个小时。剪毛工人干完活就都走了。我们留下一人照看牧羊狗和牧场的活计，另一人便外出走走，看看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时，人们也到我们牧场来住上一两天。他们往往说他们觉得我们应当得到更多的帮助，还有乡下多美，在这里生活多好之类的话，然后就离去了。有一次，来了一位自由党议员竞选人。他看着我们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浑身是晒斑，正在那里劳动，填补一块被总坏的路面。他说我们是多好的年轻人啊，作一名拓荒者多么了不起啊，如果他能再变成年轻人，他的的确确也要和我们在一起。然而，当他看到我像刀削以的山脊，便沮丧地说：“不过，要在我屁股后面的裤腰上用铁钩把我吊到那上面去！”当定居者们带着家室来到丛林后，妻子们都竭力斗争,要丈夫和孩子们回到平原地带,因为那里有学校、有医院、有电、有电影院、有朋友和正常的人际关系。她们全都获得了胜利，但有时是直到她们病了又找不到医生的情况下才如愿以偿的。有一个妇女，由于宫外孕，用担架抬出了丛林。另外几个是因小产离去的。还有一切日常发生的事故，如斧伤、来来往往的修路工人们的工伤等也都需要医治。有一个修路工人就是被坍塌下来的土块砸死.

六年孤寂与奋斗
　　我和杰克在牧场的6年里发生了好多起事故。一次，在丛林里砍树，我砍下来的卡瓦树上缠的藤蔓把正好在我头顶上的一棵树的枯杈给拽了下来，结果举起来的斧头的一角砍到我脸上，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只好翻过一座座小山头，回去找杰克的兄弟弗雷迪·史蒂文给我包扎。由于流了好多血，我有些头晕。那个宽大的壁炉看上去很舒服，火苗窜着钻进烟囱里。弗雷迪在一架老留声机上放起《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好听极了。
　　最严重的事故是我从马上被甩下来。那是雨后的一天，天气晴朗。杰克·史蒂文斯从韦弗利打来电话，说他正往这儿赶一群羊，让我去接应，以保证羊群从山脊顺利下到那条通向我们那个山谷的路上。那是一条从韦费利到莫瓦蒂亚的土路。我把弗雷迪留在家里，自己骑上那匹廉价买的“哈慕德”出发了。这匹马在买来之前只是半驯服。我出了山谷，晨光下景色美丽，雾气低垂，拉塔树上的鲜花盛开。我沿丛林小路骑去，扇尾鸽一个劲儿冲我叫，好像在笑我。骑到我们那条路和山脊交叉点时，我解开紧肚带，哈慕德蹶了一下，我一只手指划破了一个口子。我揪了一片兰吉欧拉叶把伤口包起来，继续很高兴地朝前骑去，不时扯一片柯罗密可叶芯放在嘴里嚼着。这些叶子都是止血的，对胃也有益处。在走到第一个定居者的家之前，我经过一座蓝土石峭壁，被头一天的雨冲松了的一些泥土和石头突然掉到哈慕德面前。它迅即用后蹄站起，又猛然掉过头来顺原路疯狂地跑下去。我被掀了下来，因为我一路上心神飘荡，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的一只脚套在马蹬里，脑袋一定是撞在路边的围栏桩子上，我失去了知觉。由于脚仍套在马蹬里，我被拖出去好几英里，直到脚蹬铁勒破了皮革，才把我扔在路上，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我的3条牧羊狗正侧头凝视着我，弄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我的衬衣和短裤都不见了，我差不多一丝不挂，遍体鳞伤，但还能从路中央滚到路旁，才又昏迷过去。驱赶过来的羊看到我的狗便拥成一团，杰克·史蒂文斯也过来了。他到最近的一个定居者家里，把我送进一间小屋进行急救。第二天，又搬到那位定居者住的房子里。好几处骨头都错了位，需要正过来，掉下来的下巴又推回去了，割破和擦伤处涂上碘酒。几天以后，杰克赶来一辆两轮马车，把我带回莫瓦蒂亚。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个月，弗雷迪给我按摩。这个事故发生后不久，哈慕德又使杰克躺在隔壁的床上，他的膝盖脱臼了。因此，弗雷迪停止了工作，以照顾我们两人。
　　我终于能自己出门去看医生了。他劝我去罗托鲁阿温泉疗养地呆亚，那个建议实际是个天上的馅饼。
　　我因为这次事故而在家里动弹不得期间，沃尔特·韦伯经常来看我们。他在工务局工作，负责管理我们帮着养护的那段路。他六十四五岁，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从未进过学校，从未离开过丛林。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计算从两头开挖隧道，使之正好在中间接通。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位土木工程师某项活计是否行得通。他有着一副善于创造发明的头脑，这副头脑对任何一个社区来说都可以是巨大的财富，但是被埋没在丛林里。只要天气好，我们就盼他来串门，从不把他当来访的客人，而是把他当做莫瓦蒂亚的一部分，就像那高大的拉塔树、茂密的丛林和幽深的河流一样。他管我们叫“毛头孩子”。夏季有一天，我在河里洗完澡爬上来，手里拿着短裤－那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夏天衣服。他站在路上土声土气地说：“要是在奥克兰，就扣你个有伤风化罪逮起来，在这儿，算便宜你了。”
　　当沃尔特干承包活的时候，他就带个帐篷搬到工地去住，砍些庞加斯和欧洲蕨铺个很舒服的床，旁边是野营灶和洋铁罐，盛肉的盒子挂在附近的树杈上。等干完活，该回到“沃里”去时，他会在床上翻个身，看看野营灶、洋铁罐，再看看他的狗“泰克”和那匹老母马，喊一声：“全都是乱七八糟！老头子搬家啦。”泰克窜到床边吠叫，老母马期待地抬起头。但是，沃尔特往往转过身去，打个哈欠，又呼呼大睡起来。于是，泰克趴下身来，把头靠在两只前爪上。老母马又摆出一副慢条斯理、悠然自得的样子。不多一会儿，沃尔特便起床做饭，把所有的东西装在马背上，3个伙伴就开拔了。沃尔特·韦伯像几个月，以恢复健康。我只有付给他们诊费的钱，所以又回到莫瓦蒂亚，那个建议实际是个天上的馅饼。
　　我因为这次事故而在家里动弹不得期间，沃尔特·韦伯经常来看我们。他在工务局工作，负责管理我们帮着养护的那段路。他六十四五岁，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从未进过学校，从未离开过丛林。但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计算从两头开挖隧道，使之正好在中间接通。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位土木工程师某项活计是否行得通。他有着一副善于创造发明的头脑，这副头脑对任何一个社区来说都可以是巨大的财富，但是被埋没在丛林里。只要天气好，我们就盼他来串门，从不把他当来访的客人，而是把他当做莫瓦蒂亚的一部分，就像那高大的拉塔树、茂密的丛林和幽深的河流一样。他管我们叫“毛头孩子”。夏季有一天，我在河里洗完澡爬上来，手里拿着短裤－那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夏天衣服。他站在路上土声土气地说：“要是在奥克兰，就扣你个有伤风化罪逮起来，在这儿，算便宜你了。”
　　当沃尔特干承包活的时候，他就带个帐篷搬到工地去住，砍些庞加斯和欧洲蕨铺个很舒服的床，旁边是野营灶和洋铁罐，盛肉的盒子挂在附近的树杈上。等干完活，该回到“沃里”去时，他会在床上翻个身，看看野营灶、洋铁罐，再看看他的狗“泰克”和那匹老母马，喊一声：“全都是乱七八糟！老头子搬家啦。”泰克窜到床边吠叫，老母马期待地抬起头。但是，沃尔特往往转过身去，打个哈欠，又呼呼大睡起来。于是，泰克趴下身来，把头靠在两只前爪上。老母马又摆出一副慢条斯理、悠然自得的样子。不多一会儿，沃尔特便起床做饭，把所有的东西装在马背上，3个伙伴就开拔了。沃尔特·韦伯像福斯泰夫一样身材肥胖，有幽默感，是一个回想起来便使人发笑的人物。他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新西兰艰苦、偏僻的牧场上的一块真正的了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6年的孤寂与奋斗，我们亲眼看到自己生产的羊毛价格由每磅29便士下降到2便士，又逐渐提高到6便士和10便士。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对我们来说，一直要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土地部把出售羊毛和羊只的全部收入都收缴上去，只留给一点维持费。我们头两年生产的羊毛是不准许出售的。只有靠为县里的工务局干活，如清理道路，修补路面等等挣些工资。我每星期做些黄油，用邮车运到外面去。每磅可售得10便士，而且少花运费。每个野猪拱可以收进一先令的奖金。很明显，这些收入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用的。因此，当我的伙伴要结婚时，我想最好是把那里的一切都留给他。
　　莫瓦蒂亚的生活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回到家里以后，我宣布决定去中国——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我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我，说这是一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应该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建功立业，我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那时，1926年的圣诞节要到了，但我觉得自己遭到了很大失败，没心思在家过假期。于是，我决定乘船去澳大利亚，迈开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我开始认识中国
　　我幼年时经常能看到当地的孩子尾随着一个华人菜贩跑，戏弄他，直到被惹怒了回过头来追赶，那帮孩子才哄笑着跑开。人们从来不想了解那些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谋生的外籍人。
　　 在新西兰的中国移民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许多人来自番禺地区，其他人来自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顺德和南海。国内的艰苦条件迫使许多中国人离乡背井。毋怪他们一听说在新西兰发现了黄金，便决定来碰碰运气。所以，最早结伴而来的人都在金矿工作，起先在奥塔戈地区和南部区，后来在西部地区。他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抵达，直到90年代，即立法限制这类移民后若干年，人数才减少，但在1930年前后那个时代几乎保持稳定。
　　华人移民入境的高峰实际上是从1871年到1881年，当时约有8500名华人到达新西兰。那时期的记录表明有3277人离境，其中若干人无疑靠淘金获得了一笔合理的收入。细致的调查表明，新西兰对境内的华人产生反感总是与经济形势有关。发现黄金后缺少人力，谁去碰碰运气都是受欢迎的。后来，到1867年，可淘金的地区产值日减，经济繁荣消失，失业增多。
　　1871年，第一次在议会提出了华人的问题。但是，又过了10年才通过了限制华人入境新西兰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其后40年间的立法相比，是相当温和的。根据1881年的这一华人移民法，对华人入境人数的限制是按船的载重量计，每10吨允许进一个人，税金定为19磅。1888年，人数降为每100吨允许进一人。1896年，又降为每200吨进一人。1908年，人头税定为100磅。还出现了朗读测验必须及格、对停泊在港口的华人船员实行监督等其他限制。
　　随着中澳塔戈地区的金矿开始枯竭，许多华人便移往西部地区。据说，后来任新西兰自治领总理的Ｒ·Ｊ·塞登爵士的配偶是华人。这些华人后裔自然在那个省谋得了安身立命之所。若干年前，中奥塔戈橄榄球队一名有代表性的队员是华人。知道一个橄榄球队代表在新西兰如何受欢迎的人会懂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位杰出的华人周钟（译音）的事业是与新西兰主要的乳品工业联系在一起的。1870年，周钟是新普利默斯的一家店主。后来，他在英格尔伍德和埃尔瑟姆开了店铺。一向精明机敏的周钟注意到在塔拉纳基地区的树上长的蕈类颇像中国名贵的木耳。他购运了一批这种蕈，销路不错，1885年出口值达7.2万镑，人们说：“亏得有这种蕈，否则许多户人家眼有看没活路了。”因此，由于一个中国人动脑筋、出主意，这种雅号称作“塔拉纳基羊毛”的蕈帮助欧洲籍的定居者解决了生计。
　　1887年，周钟在埃尔瑟姆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黄油加工厂。如何把必须的水通到厂区，是个问题，计划筑一条隧道，可合同承包商七挖后，又遇到不少困难，计划眼看没有希望了。还是周钟来解了围，他告诉他们该怎么办。1888年来厂视察的政府乳品监督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工厂之一，机器设备好，一切都十分干净。
　　对周钟来说，不幸的是，合作经营乳品厂的运动不久得了势，他的独资经营企业被挤垮了。据说，他的这项乳品厂投资损失了7000英镑。而由于这位华人的智慧使塔拉纳基和新西兰从中得到的收益何止几十倍。权威人士说，“在塔拉纳基长住过的人无不推崇周钟在这个省的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首途上海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的北方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西兰国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略有所知。1918年在索姆河下游大撤退期间，我们的队伍开拔时，看到中国劳工队正在一个营地集合，准备开赴前沿执行任务。劳工队主要由山东的农民组成，征募后从山东的港口遣送到这里来。我首次与他们相遇是在埃塔普勒基地营房外面。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外出游逛，两人都是不满20岁的新西兰普通步兵。我们遇见两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蓝衣，头戴皮帽。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于是一起走进一家酒店，要了硬皮法国式面包和红酒，用结结巴巴的法语交谈起来。后来，双方都争着付钱，他们是我们生平中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会晤的中国人。几天以后，我们经过正在行进中的一营中国人。有人说：“中国劳工队”。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新西兰的中国人都身材瘦小，而这些人中有的是6英尺的彪形大汉。
　　接着，在1918年3月德国人推进进，我们被派往伊普尔突出部去帮助阻击敌人。我们的战线薄弱，只有很少几门炮，没有后备部队。前沿有一段根本无人守卫。后方的一营中国劳工队匆忙被武装起来，派去把守。他们经历了从３月下旬到４月初的进攻，很好地守住了阵地。据我所知，官方的历史从未提起这件事，我也从未看到任何新闻报道。
　　我在莫瓦蒂亚的最后一年，更经常地从各周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我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当然有关中国在革命的报道大都站在不同情的一面，但我却可以从中获悉其进展情况：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士兵共同组成的一支军队正从广州向武汉进发，英国派遣一艘炮舰去炮击内地的“红色入侵者”，英国武装部队试图登上长江中一艘被征用的船遭到失败。9月底，报纸的社论文章纷纷议论，说英国等西方国家可能进行干涉，上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所有这类消息越来越吸引了我。我想，我在新西兰重去务农以前，要先去看一看中国革命的情况。
　　于是，当我结束了在莫瓦蒂亚的年代时，我决定尽快去中国。我先搭船到澳大利亚，带了给一个朋友的介绍信，他替我在植物湾他办的化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1927年的头两个月，我在那里干活，为下一站攒钱。厂里的工人很有政治觉悟，但这一点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记得，他们总是密切注视着我如何劳动。如果我比他们干得多，那我就是老板的人。如果我在下班汽笛鸣后还往箱子里多铲一锹东西，那我就是老板的人。有一次在洗沐浴时，有一个工人骂我是混蛋，我就揍了他一顿，至今还能记得把他打得鼻血直流到胸前。此后他们再不欺负我了。第二天，谁都对我很好，尤其是挨揍的那人。那时候的澳大利亚就是如此！
　　为了弄到去中国的船费，我入夜校学习，以取得一张无线电监听员的合格证书。每艘澳大利亚船必须有一名专职的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获得证书、能检出莫尔电码的呼救信号和海滩信号的监听员。我取得证书后，在1927年3月搭“卡卢鲁”号船经太平洋诸岛抵达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再驶往瑙鲁、大洋岛，去运载搭船回香港的契约华工。在太平洋上几乎每艘船、每个岛和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名华人－或许只是海员厨房的厨师、或许是一座种植富有的业主。事实上，任何一个社区似乎都缺不了这个人口最多的太平洋国家的几名代表。虽然这些移民的家乡大部分在中国南方，他们却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确乎令人惊异。
　　我十分喜欢这次航行。大洋洲的岛屿居民体魄健康，性格开朗，给我印象尤为深刻。我爱上了菲律宾的伊洛伊洛，特别是当地的村民。我们在那里等了一星期。菲律宾人贫穷、聪明、快乐、机敏、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但那些有钱人和政府官员在我看来都是肤浅的衣冠楚楚的假绅士。

任消防处督察
　　船行大约6星期才到香港。抵达以后，我去轮船公司中止契约以便接着到上海去。他们说：“你必须先买一张去上海的票拿来给我们看，才能让你辞职。我们不希望在香港有失业的外国人。”于是，我买了去上海的票，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已经组织过３次工人起义。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第三次起义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蒋介石被北伐军的胜利吓破了胆，决定用武力制止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扩大的影响。4月12日，他突然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成万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上海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抵达上海时，不甚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我离船踏上码头工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沿码头走来，便没有好气。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站起来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我心想：“这可是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我擦掉了唾沫，走到非商业区，住进四川路的一家小客店。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次日，我在西区一个白俄开的寄宿处找到了一个较好的住所。我带有新西兰一位朋友给上海一个酒商的介绍信，于是跑去见他。他给上海工部局消防处副处长打了个电话，因为据说消防处正要招条件好的人去工作。我随即去了那里。那位副处长很和气，乐意帮忙。那个简短的电话已经起了作用。我曾在新西兰本土部队（相当于中国的民兵）任少尉，每年参加一次为期3周的训练。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才知道我在新西兰所属的惠灵顿西海岸本土团与他在英国所属的汉普郡团有联系。这样，事情就更好办了。副处长让我去见消防队长道森上尉。上尉与我谈了一会儿，让我到外面的小房间里等着。我听得见这位处长到副处长的办公定里谈论我的声音。副片长说：“我相信这个人很有用处，我们应该高兴地接受他。”处长嘟囔了一声：“年轻的愣小子”，但同意了。副处长把我叫进去，说：“今天下午，虹口救火会将派车把你接到那里去。你去向队长报到，领取装备，明天开始工作。”于是，我来到虹口救火会。队长是个很风趣的人，让我到一个美国黑人总务那里去领取全部所需物品。那么一大批衣服我始终没有全穿过。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便当了消防处的小队长，办些例行公事。每天下午我通常到工厂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干了10个月。我记得，第一夜值班，就赶上了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了。我心想：“天哪！要是永远这样，可真够呛！”好在并非如此，后来一连几天也没有发生一次火警。我出外救火时负责２号救火车，车上约有10名救火员，他们都很好，工作主动。我跟他们在一起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上海的消防处是一个技术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有钱的大商行是真正的统治者，其中的保险公司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特别注意使消防队保持现代化，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绝大多数官员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各地的消防队，只有若干人是在当地录用的。我继续这项工作并加强对工厂的视察，后来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检查租界工厂的防火措施。
　　起先，我全然不能肯定在上海呆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薰人的里弄，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粘膜炎。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
　　我不大喜欢在消防处的生活，感到自己难于适应官员们通常在餐厅里进行的谈话。但我也发现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作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中文和上海话，为什么我吃饭时只喝白水，而且不吸烟。但是，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工厂督察工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成立了工业科，由一位澳大利亚妇女埃莉诺·欣德担任工业秘书，我担任工厂督察长。我们一起筹建了督察小组，成员包括奥地利工程师布鲁诺·哈德尔（负责纺织）、丹麦人克里斯·伯耶逊（负责电气），以及负责开办锅炉工训练班并举行考试的其他几个人。埃莉诺·欣德以前曾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十分干练，她有远见，有能力，领导有方。我们尽最大努力推动工作，至少要为工厂安全奠定基础，以便将来发挥作用。我们在当时情况下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很有限。
我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看到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不住。我们一直在设法建立总煮沸系统，但厂方不同意。后来，总算成功了。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一家中国工厂去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结果，我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推广使用。
　　其他许多工厂的劳动条件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锑中毒，特别是制作电池铅板的铅中毒，是两大工业公害。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气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格。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一开始便要求上海的各医院填写它们处理每一件工业事故的报表，以便我们做一些研究，跟督察去每一案件。我还做小便取样，检测其含铅量。那些孩子互相问：“那个外国人把小便都取走，要做什么？”另一个说：“他要喝！”于是，大家哄笑起来。
　　我们研究铬毒的时候，得到了一位美国人乔治·哈特姆医生的帮助。他生于纽约州布罗市，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受医科预科教育，然后到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攻读，其后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医科卒业。由于听说上海缺乏医生，而且对迄今看到的生活方式颇有幻灭之感，他和几名年轻医生凑足了旅费，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他们并想在上海研究热带病。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寓所参加一次聚会开始的。我问他懂不懂“铬性皮炎”－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他回答说，“懂得不多，不过我很愿意学”。
　　其实，哈特姆医生，后来在红军中取名马海德，对铬性皮炎懂得比他表示的要多。某星期一上午，他悄悄来到我们的工业科，开始逐个访问有关工厂。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分析他所研究的特定情况。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后来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这是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的影响的第一项研究。
　　由于在安全措施很差的地方劳动，事故经常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爆炸，460名女工受害。硫化器里瓦斯和空气混合，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有时，一座锅炉会像火箭般飞起，落在附近的房上。还有许多事故是因为没有保障的机器摆得太挤，以及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穿肥大下垂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所造成的。许多工人因为疲乏，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赛璐珞厂里没有适当的排气装置，空气中充满粉末，从无保险装置的电开关里冒出一颗火花或出于其它原因便很容易着火。有一次这样的事故中死亡了90人，他们的棺材停放在工厂的院子里，一直放到解决了赔偿损失的问题。天气暑热，奇臭难闻。锯木厂里没有防护设施的电锯引起进可怕的事故。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直接拖进机器，从头到脚劈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