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铺不灭的记忆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这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亲手为一位英国青年--乔治。何克所立的墓碑上，刻着他所喜欢的英国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写的一首诗。
　　在一些朋友的眼里，最近出现的“工合”和英国友人乔治。何克(有人将其称为乔治。霍格)热，是缘于由澳大利亚、德国和中国三方联合出资四千万美元拍摄的影片《黄石的孩子》的上映。但在陕西秦岭腹地的凤县，“工合”和路易。艾黎、乔治。何克却成为人们心中不灭的记忆，这是因为，“工合”和路易。艾黎、乔治。何克与凤县双石铺有着难解之缘。
　　古镇双石铺与“工合”
　　双石铺是古凤州凤县的一个古镇，北魏称困冢川，北宋称方石镇，明、清称方石铺。据说因老街嘉陵江岸一石“双峰逼水依土”，历年江水暴涨未被淹没，被人们现为镇水护岸之石，故得此名，民国时改称为双石铺，现为陕西凤县县城。由于它地处陕、甘、川“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七。七”事变后，军政机关如经济部、财政部、军政部及省、区、县30个单位在这里设立了派出机构，并设有军事委员会宝(鸡)双(石铺)段轻便铁道双石铺车站、国际招待所等，使双石铺成为西北战略重镇，也是沦陷区难民云集的地方，而她的一度繁华和引人注目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工合”在双石铺的发展。
　　据有关史料记载，“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是1937年11月由当时在上海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与路易。艾黎为支援中国的抗战首先提出的，1938年4月，这两位国际友人又与中国的爱国人士胡愈之、梁士纯、卢广绵、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1938年8月5日，“工合”在武汉正式成立时，国共两党一些要员在其中担任要职、如：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共产党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都参加了理事会，路易。艾黎被任命为行政院技术顾问，负责组织“工合”运动。在香港成立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则由宋庆龄出任名誉理事长。之后，“工合”组织迅速遍及16个省，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其中，设在宝鸡的“工合”西北办事处是全国成立的第一个地区办事机构。当年9月和10月，“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就在双石铺组织了钨铁社、机器社、造纸社和耐火砖社，尔后，又相继设立了“工合”驻双采矿办事处、西北工合双石铺事务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路易。艾黎的一次延安之行后，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为把双石铺建成人民游击部队的工业基地，他决定将自己的住所放在双石铺。
　　一篇发表于此年9月1日的《工合运动在双石铺》的文中写道：“‘双石铺’这三个字，在过去似乎听到的很少，但到现在却变成震人耳鼓的地方了。它不仅在交通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西至天水，南到汉中，北到宝鸡……而且在经济国防上有绝大的意义。它北临丰禾山，西接嘉陵江，秦岭山脉环绕四园，森林、煤、铁等矿产更为丰富，模跨嘉陵江者为‘科阳桥’，建筑富丽，长约百米。每至夕阳西下，总必人满其上。沿着江边多为工业合作社的社址，其中以化学工业试验所之水塔，机器社、耐火砖社之烟囱为最有特色。顺江两岸，水磨林立，大有江南风光，故留恋其江者，虽至夜晚亦不忍返。”
　　同年9月15日的《三日双石铺速写》中又描述道：“的确，这里是活跃起来了。也许我们不会否认，假如说它是通汽车给予的繁荣，那么工合社的林立，便是使它活跃的因子；假如说它怒吼的高潮，是表现在几个工合社，倒不如说它的怒吼巨浪，是工合员工的给予。”
　　当年亲眼目睹了“工合”在双石铺发展的索照、柏汉杰等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双石铺时说，“工合”利用双石铺嘉陵江水发电，使双石铺有史以来头一次用上了电，同时也使双石铺头一次有了“洋气”的楼房。
　　1940年初，毛主席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铺，帮助路易。艾黎进一步研究制定西北“工合”发展计划，使“工合”事业在双石铺进入了辉煌时期，到1940年4月，各类“工合”合作社在双石铺发展到20多个。当时的机器社不仅能制造抗击日寇的手枪、步枪，而且能制造钢磨。
　　1941年7日17日，“工合”在双石铺“工合”招待所隆重召开了西北区第一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工合”西北办事处领导人37人，加上工作人员共达45人，会议共开了七天。当时，西北“工合”双石铺事务所被一些“工合”战士称为“工合的天堂”。
　　培黎学校校长---乔治。何克
　　这次“工合”西北区第一次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就有英国友人乔治。何克。
　　据有关资料介绍，何克（Gorge Hogg）一九一五年生于英国哈本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时曾在瑞士上学。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其后离开英国作环球旅行，于1938年初抵上海，十分震惊地耳闻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的罪行。他跟姑姑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决定留华考察中国社会。他以美国合众社自由撰稿记者身份，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去延安晋察冀边区采访，会见了朱德和聂荣臻。1938年初夏，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汉口把乔治•何克介绍给了路易。艾黎。艾黎告诉他，自己正在搞工合运动，工合组织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如愿参与，可以到宝鸡去找“工合”主任报到。聂荣臻司令员和朱德总司令也鼓励他与艾黎合作。
　　1940年初的一天，“工合”宝鸡办事处来了一位身穿中式棉袄棉裤，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个子高大英俊，两眼炯炯有神，的年轻人，他自我介绍说，他叫乔治•何克，是一名记者，到这里来是想报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动员国外慈善机构及进步人士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从此，他便成为“工合”的一位年轻的“洋秘书”不久后又被路易。艾黎选中担任双石铺“工合”培黎工艺学校的校长。
　　其实一开始，路易。艾黎亲自领导的“工合”就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在培黎工艺学校创办前，“工合”在双石铺就先后举办过社员训练班，妇女纺织训练班和“工合”夜校、“工合”小学等。《工合运动在双石铺》一文中写道：“工合小学是培合着工合运动，适应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它若刚诞生的婴儿，一却需要人们的培植，现在校址暂借大中华造纸社礼堂，内部设施很简单，但学生的思想态度、歌声语调，则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能使人一望而知是‘工合’小学的学生。”
　　“培黎”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贝利。贝利从1891年开始一直留在中国，一手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艾黎跟他是老相识，很赞赏他提出的“中国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观点。约瑟夫•贝利死后，艾黎先后在兰州、洛阳、双石铺和成都等地开办了多所培黎学校，专门招收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教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向工合组织输送技术人才。新编《凤县志》记载道：培黎学校设在双石铺曲家店(今武装部)，学生的衣、食、住由学校供给。学生多系沦陷区逃出的青年和当地贫若人家的子女。学校经费由国际工合协会资助。学校的座右铭是：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为半工半读，在校学习文化、理论、管理，在厂、社进行实习和技术操作，亦工亦学。”
　　双石铺老人的回忆
　　双石铺的老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每天清早，何克便带领着几十个培黎学校的学生跑步来到嘉陵江边，先是洗脸、作操。77岁的柏汉杰说：“那时候，培黎学校的学生并不象我们这里人那样全家用一条毛巾，而是每人都有自已的毛巾。我们还看到，无论冬天还是大热天，何克经常就跳到嘉陵江洗澡和游泳。学生们也叫着、笑着向他撩水，大家都无拘无束。热天，何克与学生们在河里洗澡、游泳时，互相‘打水仗’，更是活泼热闹。”八十多岁的索照补充说，当时双石铺人还十分封建，看到何克和培黎学校学生不分男女在河里洗澡、游泳，都感到惊讶，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
　　当年在双石铺培黎学校上学的人还清楚地记着，何克不仅担任校长，还负责学生的英语教学，平时还带着学生们打篮球，常常绐大家表演“三步上篮”或“反手上篮”。闲暇时，何克爱教孩子们唱歌，既有他收集来的民间小调，又有他从边区学到的革命歌曲，甚至还有他自编自创的儿歌。而何克最爱唱的是那首《淡淡的三月天》----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美丽啊，
　　像春天的小姑娘来到山坡上。
　　采下一朵鲜红的杜鹃，
　　遥望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有段时间我未精心照管他们，后来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个虱子，还有一些未抓尽的，我把衬衣烧了，给他们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和两条新裤子。上次我又作了检查，在一大堆衣服中只发现了3只跳蚤，我这个当父亲的也感到自豪。”
　　这是何克写给母亲信中的一段话。这个年轻而未婚的英国青年，却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沛，至今被传为佳。《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中记道：“艾黎、何克还收养了地下共产党的四个遗孤，尽管工作很忙，却把孩子的生活照顾得很好。”在聂广涛眼中，何克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他穿背带式工服和草鞋，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喂自己吃鸡蛋、羊奶，给自己洗澡、理发、添新衣服；兴致来时，还会抱起自己放到腿上颠上颠下。
　　而双石铺老人柏汉杰当年与何克收养的四个孩子之一的聂广涛十分要好，他回忆说：“每天早晨，聂广涛就在我家的窑背上喊‘汉杰，汉杰，上学走’，我就跟上聂广涛到工合学校。”
　　当时，“工合”学校的教学相对比当地的学校先进，不少学生最惧怕挨当地学校先生的板子。可是，习惯了旧教育模式的家长们仍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到当地学校读书。所以，柏汉杰便对双石铺培黎学校的生活和路易。艾黎、乔治。何克有着较多的了解。柏汉杰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段难忘的经历：
　　一年收麦时节，他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茶水时，脸部不幸被严重烫伤，被聂广涛送到何克那里治疗，开始，奶奶给他送饭，何克便和气地说：“老人家，你的孙子到我们这里，一切你都不要操心。”何克不仅关心他的生活，让聂广涛陪着他，还经常来看他，询问他的病情。一次，何克正在看着他吃炒鸡蛋，被来看他的奶奶见到，奶奶便说，“娃娃烫伤了，咋敢叫吃鸡蛋，鸡蛋可是发物。”何克笑道，“老人家，那是你们中医的讲法，用西药不怕的。”在何克和好朋友聂广涛的关照下，柏汉杰的烫伤得到很好的治疗，末留下丝毫遗痕。
　　当时，路易。艾黎担负着发展“工合”的更大任务，培黎学校的担子就几乎压在了二十六七岁的何克身上。学校教务、学生的吃喝拉撒，全靠他一个人操心。为此何克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双石铺和宝鸡之间，苦苦恳求、争取，有时经费不到位，实在揭不开锅，他又不得不到镇上粮店去赊粮食。“他努力学习，只两年时间，中国语已说得非常流利。他性情活跃，心胸开朗，平易近人，工作热情……他经常说，他如参加政党的话，一定参加共产党。”(《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语)这样的评价，是何克用自己的行动赢得的。
　　正是由于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和许多“工合”的人有这样的追求与向往，抗日战争后期，“工合”西北办事处就有36名干部遭到逮捕，使艾黎感到“不可能再在秦岭的双石铺工作下去了”，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后，于1944年秋决定将培黎学校迁至甘肃山丹县。
　　1945年夏，何克在打蓝球的时候弄伤了手指，不幸染上了破伤风，7月22日，年仅30岁的何克了停止了呼吸。他在临终前写下了一行字：“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在8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永存”。